养子与养父母没有收养协议，养子在法律上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吗

《宪法》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中国《婚姻法》也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赡养扶助的主要内容是指在现有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子女在经济上应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和费用，在生活上、精神上、感情上对父母应尊敬、关心和照顾。　　有经济负担能力的成年子女，不分男女、已婚未婚，在父母需要赡养时，都应依法尽力履行这一义务直至父母死亡。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仅发生在与父母间，而且也发生在与生父母间，养子女与养父母间和继子女与履行了扶养教育义务的继父母之间。　　为保障受赡养人的合法权益，《婚姻法》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对拒不履行者，可以通过诉讼解决，情节恶劣构成犯罪者，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婚姻法》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义务。
　　这种赡养是有条件的，即须孙子女、外孙子女有负担能力，且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已经死亡。　　关于给付赡养费的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但由于对给付赡养费的标准没有具体的规定，致使审判人员在实践操作中各自引用不同的给付标准，或按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额、或以当地最低生活困难保障金的标准、或按照子女固定收入的一定比例由其子女共同给付，甚至有个别父母在有收入的情况下也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是否支持，在法院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
这些情况不仅造成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理解，法官在调解过程中也因没有法律依据难以做当事人的工作，严重影响了司法的权威和裁判文书的公信力。　　给付赡养费的具有定期给付性(如每月、每季、每半年一次，履行至老人去世为止)、履行义务的多次性和时间跨度的长期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此类案件执行的反复性和复杂性，因此执行中应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法制教育为主，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予以执行，只有使被执行人从思想上消除障碍，才有助于义务的稳定履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依据婚姻法的立法原理，赡养老人义务的产生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被赡养的人与赡养人有自然血亲关系或形成拟制血亲关系;
(二)被赡养的人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需要赡养;
(三)赡养人有赡养能力。因此，一般情况下而言，子女应当天然的作为父母的法定的第一顺序的赡养人，但是当发生某种客观原因，即在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情况下，导致父母子女之间无法直接履行赡养义务时，孙子女与祖父母、外孙子女与外祖父母之间才可能产生发法定的赡养义务。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婚姻法》第28条中“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理解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是指“该”子女已经死亡或无赡养能力;也有人认为是指其子女全部“已经死亡”或“无力赡养”。笔者认为《婚姻法》第28条中所称的“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应当是指父母所有的子女都符合上述情形，换言之，只要其子女中还有人具备赡养能力，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就无须承担赡养义务。故而孙子对奶奶拥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一，奶奶无子女或有子女但该子女无赡养能力，而且奶奶本人需要赡养;二，该孙子有赡养能力。对子女在世并有赡养能力或者有固定收入和其他生活来源，生活上完全可以自理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可以免除其赡养义务。只有在子女已经死亡或没有赡养能力，且祖父母、外祖父母没有固定收入和其他生活来源或生活无法自理的情况下，孙子女、外孙子女才有赡养义务。

收养协议公证的证据效力：证据效力是指公证书是一种可靠的证据，具有证明公证对象真实、合法的证明力，可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办理收养协议公证并不是必经程序，但是任何法律行为、文书经过公证后可以产生法律上的证据效力。
如果发生诉讼，经过公证的法律行为或文书可以直接采证作为证据使用，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　　办理收养协议公证的强制执行效力：强制执行效力是指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时，债权人可以直接向有关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不再经过诉讼程序。
公证的强制执行效力是法律赋予公证机关的特殊职能，是法律强制性在公证活动中的体现。与公证的证据效力不同，公证机关赋予公证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是一种特殊的公证，仅限于《公证暂行条例》第四条第十款规定的范围，一般公证文书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办理收养协议公证的法律行为成立要件效力：公证的法律行为成立要件效力是指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或国际惯例或当事人的约定，特定的法律行为只有经过公证证明才能成立，并产生法律效力;不履行公证程序，则该项法律行为就不能成立，不具有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