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住是母亲，父亲已去世。兄弟二人，我是长子，我弟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所有土地承包权签在他的名下(包括已过世的父亲，还有我儿子的承包地权)问一下我能不能拿回我和我儿子的土地承包权。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不以仲裁为前置条件，实行或裁或审，二审终审的制度；仲裁机构受理后，法院不得同时受理，反之，法院受理后，仲裁机构也不得是时受理。仲裁机构受理并作出仲裁裁决书，一方当事人对裁决书不服的，可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仲裁机构为被告对象，否则法院不会受理。
　　“或裁或审，二审终审”的制度是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规定，法院认为“必须先仲裁”的说法是错误的。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农村土地的类型分为耕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将农村土地承包分为“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的承包”两类。“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其他方式的承包”是指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的承包，承包方的主体可以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可以是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
针对“其他方式的承包”，该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权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
”该项规定实际上是针对上述“四荒”地做出的，并不包含耕地，对于耕地，承包人死亡后，其继承人能否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现有立法没有明确的规定。　　如果赋予公民对耕地承包的继承权，会出现以下导致农村耕地承包合同履行失控，日益减少的农村耕地变得更加紧张，耕地承包合同失去原有的本质和意义，挫伤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等不利影响。
譬如继承人系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其他户，如果继承了被继承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其享有的土地份额明显多于其他村民，有违公平原则。再如继承人系其他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如果继承了被继承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由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耕种，出现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与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争田夺地的混乱局面。
这有违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收益权应当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享有的性质，而且侵犯了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的利益。　　有人认为《物权法》明确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为用益物权，既然是物权，那么作为财产权的用益物权可以继承，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是可以继承的。
　　其实，以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种用益物权是农户基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通过合同方式、无偿取得的一种财产权。因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严格限定为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享有，这种财产权具有严格的人身属性，因此，它不具有可继承性。
　　　　因此，我国土地承包法对耕地的承包经营权未予支持，而确定了以“户”为生产经营单位的耕地承包经营权模式。家庭成员对于土地承包权在性质上是财产的共有关系，即用益物权的共有。
因此，家庭中部分成员死亡，只要作为承包方的户还在，就不发生继承的问题，而由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继续承包。所谓承包土地“生不添，死不去”。若承包人死亡，作为承包经营的家庭消亡的情况下，因为耕地不属于该户的私有财产，其承包经营权不允许继承，该承包经营合同因“户”这一主体消亡而终止，应当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或另行发包，或严格用于解决农村新增人口的生活用地矛盾。
只是集体经济组织在收回耕地时应当将土地上的收益抵偿给继承人。

《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由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受到限制，出卖房屋也就受到限制。根据规定，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应认定无效为原则，以认定有效为例外。
只有房屋买卖的双方均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的，可以认定合同有效。
另有规定，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签订的房屋或者宅基地的买卖合同无效，不支持城镇居民要求在农村购买宅基地或者房屋的诉讼请求。
但在对于1999年《土地管理法》修订之前订立并已履行完毕的合同而言，如符合当时的国家政策及有关法律规定的，不应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其无效。
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买卖包括农民自有房屋即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集体土地上作为商品房出售的小产权房买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