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全责方有能力赔偿不愿赔偿的，还说法院判刑后可以弄个保外就医，不积极处理赔偿事宜，像这样的态度，法院一般会判几年？

交通事故对方全责可以要求赔偿什么费用

交通事故对方全责则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在限额先行赔偿，不够部分由肇事者承担。

可以要求的主要赔偿项目及标准有：

1、医疗费。
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

2、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
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3、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
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4、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5、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6、残疾赔偿金。
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九级伤残按照20%计算。

7、被抚养人生活费。

另外，还可以请求精神抚慰金、财产损失等等。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二)死亡六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宣判后是派出所是有案底的。

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交通肇事致人重大伤亡或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由于我国刑法仅对交通肇事罪的客观要件作出了相关规定，而对交通肇事罪这一过失犯罪的主观要件并未作更为细致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在处理交通肇事案件时对于犯罪嫌疑人事后赔偿这一情节应在何种幅度内从轻处罚多有分歧，这也使得交通肇事案件往往难以形成统一的处罚标准，导致对于相似情形的交通肇事犯罪往往处理结果迥异。
　　事后赔偿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法定从轻情节符合过失犯罪的处罚原则。交通肇事罪是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驾驶人员)因违背其职责要求而实施的一种过失犯罪，其与一般过失犯罪的区别关键就在于，衡量此类犯罪危害性的大小不仅要正确看待其犯罪危害结果，还要全面分析行为人在特定义务上的过错程度。
在交通肇事案件中，肇事者作为专门驾驶人员不仅负有谨慎驾驶的义务，还负有事故发生后防止危害结果扩大、救助他人的义务。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赔偿是其救助义务的一种合理延伸，是否赔偿不仅直接影响着被损害权益的恢复和救济，更直接反映了肇事者的悔罪、认罪心理。
将事后赔偿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法定从轻情节，不仅与主客观相一致的刑罚原则相契合，而且也体现了交通肇事罪作为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要求。　　事后赔偿作为法定从轻情节有助于统一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随着近年来各地道路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交通肇事案件逐渐成为一种常见多发性犯罪。由于现有法律规定未将事后赔偿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法定从轻情节，而仅仅将其视为一种酌定情节，未制定统一的适用标准。
实践中对于肇事者赔偿到位、肇事双方达成谅解的案件，在不同地方往往存在着起诉、不起诉、撤案等多种不同的处理方式，这一现象不仅损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破坏了法律执行的统一性。
将事后赔偿纳入交通肇事罪立法的法定从轻情节，有助于司法机关消除实践中的认识分歧，统一交通肇事案件的刑事司法标准，进而对此类案件作出准确判罚。　　事后赔偿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法定从轻情节将进一步规范交通肇事案件中其他法定量刑情节的适用。
由于目前我国法律未将事后赔偿作为交通肇事案件的法定量刑情节，受保护被害人理念的影响，实践中部分地方出现了片面强调交通肇事案件事后赔偿而忽视其他法定量刑情节(如自首、逃逸)，导致部分交通肇事案件中出现了“轻富重贫”的不正常现象。
如果将事后赔偿纳入交通肇事罪的法定从轻情节，不仅有助于合理界定事后赔偿与其他法定量刑情节的关系，实现交通肇事案件刑事处罚深层次的实质理性，而且将进一步规范交通肇事案件的社会危害性综合评价，完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