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特定款物罪和挪用公款罪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定罪量刑上的区别

挪用公款罪怎么认定？
挪用公款进行担保案件的认定
所谓挪用公款进行担保案件，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并将该项公款用于担保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此案件时，应把握以下问题:
1、要搞清担保的性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5年6月30日)第2条规定，所渭担保，是指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保障其债权实现的行为方式。担保的方式包括:
(1)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
(2)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抵押物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衡
(3)质押，一是指动产质押，即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二是权利质押，即将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或者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或者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或者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作为债权的担保;
(4)留置，是指债权人依法按照合同约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
(5)定金，是指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另一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
2、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3、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挪用公款的直接故意，并且以将所挪用的公款用于担保为犯罪目的
4、认定行为人在客观上是否实施了挪用公款行为，同时是否将挪用的公款用于了担保。可见，认定此类案件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表现时，既要考虑其挪用公款的客观行为，也要考虑其将所挪用的公款用于担保活动的行为。
5、认定行为人将其所挪用的公款用于担保活动的行为的性质
(1)根据担保方式的不同，被挪用人公款可能用于下列担保活动:用于保证形式担保的;用于抵押形式担保的;用于质押形式担保的;用于留置形式担保的;用于定金形式担保的。
另外，根据被挪用公款使用人的不同，该担保活动又分为挪用人本人作为担保人或他人作为担保人。具体来说:
就用于保证形式担保而言，挪用人可以所挪用的公款取得保证人资格，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挪用人)即按约定以所挪用的公款代债务人履行债务;挪用人也可以将所挪用的公款借给他人(无论有偿还是无偿)，由他人利用该公款进行债务担保。
就用于抵押形式的担保而言，作为抵押物的被挪用的公款形式，仅限于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和救济物品。因为，抵押物只限于有形物品。同时，如果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法以该特定物品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特定物品的价款优先受偿。
就用于质押形式的担保而言，作为质押物的被挪用公款，既包括货币、有价证券，也包括特定款物。此时，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法优先受偿。
就用于留置形式的担保而言，作为留置物的被挪用公款，仅限于特定物品，而不包括货币。此时，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将留置的特定物品折价、拍卖、变卖，优先受偿。
就用于定金形式的担保而言，作为定金的被挪用的公款，仅限于货币。但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2)确定担保是否合法。严格意义说，以所挪用的公款设立的担保，都属于违法的担保。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确定担保是否合法，关键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界定。具体来说:
当债权人明知是挪用的公款，而仍与债务人(包括挪用人本人或他人)签订担保合同时，这时的担保行为，应视为非法。
对于此情形的挪用人(即债务人)而言，其挪用公款的行为，应视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挪用公款罪范畴。
当债权人不知是挪用的公款，而与债务人(包括挪用人本人或他人)签订担保合同时，这时的担保合同，可视为无效的合同，但不属于非法范畴。
对于此情形的挪用人而言，其挪用公款的行为应区别对待。当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且在担保过程中获取利益时，则视为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挪用公款行为;当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且在担保过程中末获取利益时，如果超过三个月末还，则视为“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挪用公款行为。
综上所述，对于挪用公款用于担保的条件，要依照本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认定的关键:一看用所挪用的公款进行的担保是否合法;二看挪用人在担保过程中是否获取利益。

挪用特定款物罪是如何认定的？
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1、“情节严重”与“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两个要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仅“情节严重”但未造成童大损害，或仅造成重大损失，但并非“情节严重”，都不能认定为犯罪。
造成“重大损害”一般是指严重影响当时当地的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工作，直接导致民政对象的人身伤亡、房屋倒塌、财产损失、牲畜伤亡，以及直接导致大面积粮田病虫害现象，救灾抢险工作不能及时进行而引发的其他自接物质损失。
所谓“情节严重”主要是指具有以下情节：
(1)挪用的抚恤事业费系残废抚恤费、烈军属生活补助费。
(2)挪用的救济费系孤老残幼社会救济费、无生活来源的散居归侨、外侨及其他人员的生活困难补助费、儿童福利院经费。
(3)挪用的救灾款是自然灾害救灾款。
(4)挪用的救灾物资，系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生活必需品。
(5)挪用的款物数额巨大的。
(6)多次挪用屡教不改的。
(7)挪用特定款物用于挥霍浪费和高消费性开支的。
(8)挪用外援款物的等。
2、救灾扶贫周转金的性质问题。救灾扶贫周转金又称救灾基金，是指救灾款有偿使用回收本金及其增值部分的资金和其他渠道的社会资金，由各级民政部门掌握并周转使用。在非灾年，救灾扶贫基金常被用来当作一般的生产资金周转，鉴于救灾扶贫基金是基于国家拨给的救灾款实行有偿使用而来的，或以救灾为各项吸引筹集社会资金而形成的，可以视为一种常备的救灾资金，作为救灾特款，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挪用救灾扶贫基金构成犯罪的，可以挪用特定款物罪论处。
3、“双扶经济实体”中的款物性质问题。“双扶经济实体”即救灾扶贫经济实体，带有福利性质，是民政部门组织的、为灾区群众从事自救性劳务活动，增加收入，增强抗灾自救能力，为贫困地区扶贫经济活动服务的经济组织的统称。“双扶经济实体”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救灾扶贫周转金和当年救灾款的有偿使用部分，而且这些实体的上缴利润纳人救灾扶贫周转金，周转扶贫滚动使用，所以这类实体中的公共财产实际上是救灾款物的转化形式。对挪用
“双扶经济实体”中的款物行为，以认定为挪用特定款物行为论处为妥。
4、民政事业费相互之间的调剂问题。民政工作中，不但存在救灾费、救济费、抚恤费相互之间替代调剂的情况，而且存在着国家特定款项与其他民政事业调剂使用的现象。这种调剂是否属于挪用性质，回答是肯定的。不但不能拿救灾、救济、抚恤款等特定款物去冲抵其他民政事业开支，而且也不能在特定款物之间随意进行调剂。上述调剂行为本质上都属于挪用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上述款项“专款专用”的规定。但鉴于这种调剂行为是在民政事业费内部进行的调剂行为，具体情况较为复杂，对这些行为不以犯罪论处为妥。
5、境外救灾捐赠资金物资使用中的挪用问题。自1980年起，我国对国际救灾援助政策发生变化，欢迎并接受国际社会向我灾区提供人道性质的援助。境外捐赠的救灾款物，无论通过何种途径，办理了何种接受手续，都属于国家所有的救灾特定款物，不得挪用。其用途由国家规定。来不及等待上级主管部门答复的，也应将款物按国内拨款的救灾款物使用范围使用。按照1991年10月15日民政部《关于安排使用境外捐赠资金存关事宜的通知》规定：如果境外捐赠资金已有明确意向，而这些资金使用意向与我国有关部门规定的资金用途不符时，可以与捐赠方协商解决。如捐赠方坚持某一使用意向，也可以允许。如一些外援捐赠后，执意要将其捐赠的款物用于某一特定项目，如修某段公路，建某所学校，在何地区设所医院等。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方面协商后同意捐赠者的意愿，则其意愿成为法定特定用途，擅自改变上述特定用途，将受捐赠的款物挪为他用，是非法的挪用行为。但对境外捐赠的救灾资金，如果捐赠方无明确意向或其意向与我国有关部门关于救灾款物的使用规定相符合，行为人擅自改变救灾款的救灾扶贫用途，则其行为是挪用特定款物违法行为。
6、关于长效、大件救灾物资的挪用问题。接受捐赠的各类汽车，无论何种车辆，灾情处理阶段过后，都可以归口当地民政部门作为工作车辆，用于非救灾用途的其他民政事业，不存在挪用问题，对于电动机、发电机等机电设备类，以及水上交通工具、排水设备等长效救灾物资，按照民政部《关于救灾物资接收、分发、使用、管理的规定》：“救灾物资应及时收回，暂以地(市)为单位，登记造册，妥善保管，做好建立救灾物资储备仓库的准备。”如果将这类物资不按规定回收，不作为救灾储备物资，而是改作其它公共用途，其性质属于挪用，但鉴于其行为特点，不宜作为挪用犯罪处理。
7、关于救灾保险资金和农村救灾保险超付资金的挪用问题。
民政部门从1988年起，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了救灾合作保险试点。救灾合作保险是救灾工作的一项根本改革，以改国家独资救灾为社会集资救灾。按照救灾合作保险的性质和特点，保险金作为救灾资余的一部分，无灾年作为储备资金，并以轻灾年补重灾年，但救灾保险本质上仍属于社会保险的一部分。挪用救灾保险金的行为不宜以挪用特定款物行为处理，可以挪用公款行为对待。农村救灾保险超付资金带有保险金的性质，中央从当年救灾预算中确定一定的额度，作为超付公专项资金，省级从当年救灾款中提取，建立超付专项资金，超付资金事实上已成为国家救灾资金的一部分。超付资金要按照规定专款专用，专户存储，专帐管理。根据农村救灾保险超付资金的特点，应将其视为救灾特定款项。挪用农村救灾保险超付资金，情节严重，造成损失重大的，应以挪用特定款物罪论处。

首先，从多次挪用公款与多次连续挪用公款并用后一次挪用公款归还前一次挪用公款的量刑应有所区别。行为人多次挪用公款都未还，应按多次挪用公款数额累计确定量刑，对此认识较一致。
但行为人在一定时间内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这种情形，根据1998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挪用公款数额以案发时未还实际数额认定。
但多次挪用公款与多次连续挪用公款并用后一次挪用公款归还前一次挪用公款之间在量刑上同等对待并不合理。笔者认为，应对多次挪用公款行为如何量刑作出明确的规定。例如，可以用挪用公款的数量和挪用公款的时间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确定被告人的刑期，用函数Y=f(nm)?Y代表刑期，n代表挪用公款的时间，m代表挪用公款数量　来计算。
因为挪用公款罪中挪用公款的时间和挪用公款的数量都是反映行为人危害性的两个重要因素，挪用公款的时间越长(实际使用公款时间)和数量越大都表明危害性越大。　　其次，应对挪用公款的时间长短如何影响量刑作出具体规定。
在挪用公款定罪量刑中挪用时间要求上，挪用公款罪在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只规定了一种情形，即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挪用公款时间要三个月以上才构成犯罪，对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和进行营利活动的并没有时间要求，只要发生挪用公款行为，挪用公款数额达到法定要求，即使挪用公款时间为一天或几个小时也构成挪用公款犯罪。
但是，在构成挪用公款犯罪的前提下，法律或司法解释却没有根据挪用公款时间长短规定相应的刑种和量刑幅度。　　最后，应拉大挪用公款后归还与不归还之间的量刑幅度(差距)。
挪用公款罪的危害性，除了体现在单位的公款使用权被侵犯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危害就是公款被挪用后很容易诱发或产生公款所有权的完全丧失。从司法实践情况看，有相当一部分挪用公款案件是由于挪用人将公款使用或进行营利活动或挪用给他人使用后，无法归还而导致案发的。
挪用公款不能归还，实质上的危害性与贪污公款危害性无异。尽管修订后的刑法加大对不归还的打击力度，但仅对挪用数额巨大不归还行为作了明确规定，对挪用数额未达巨大不归还的情形未作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就容易造成量刑的随意性，造成许多案件被告人采用其他规避法律手段拒不归还挪用的公款，给发案单位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因此对挪用公款客观上不能归还的，无论数额是否巨大都要加大处罚力度。另外，对案发前后积极退出挪用公款的也应视情况从轻或有条件地从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