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限公司合同纠纷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审理经过

再审申请人北京奥**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司）因与被申请人中星互**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1）海民初字第17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11月18日作出（2014）一中民申字第898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奥**司之法定代表人牛**，被申**星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诉称

奥**司起诉称，中**司是提供VSAT基础通信综合应用网络服务的公司，与中国网通**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网**公司）在卫星宽带数据通信领域存在全面合作关系，并由网**公司出面与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以下简称救捞局）于2007年11月1日，签订了第02-2007-39927号及02-2007-39928号《船载卫星通信系统服务合同》（以下简称《系统服务合同》）。中**司与奥**司形成合作关系成为救捞局项目合作商，并于2007年9月4日和2007年9月6日分别签订《合作协议》。因此，网**公司虽为《系统服务合同》的签约乙方，但实际完成项目设计的是中**司，实际施工完成安装调试并维护卫星运营的是奥**司。奥**司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及《系统服务合同》中对乙方的要求完成了工作任务。《系统服务合同》签订的第2年，救捞局与中**司补充签订了1条船的协议，此船的相关工作任务也由奥**司按期完成。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甲方与用户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高出费用以电汇至乙方指定银行帐户，即奥**司的实际收入为《合作协议》与《系统服务合同》的差价，主要是运营服务费及少量一次性费用。上述欠款已拖欠1年有余，奥**司催要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中**司给付奥**司合同款33378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中**司答辩称，中**司不同意奥**司的诉讼请求。根据救捞局与网**公司签订的第02-2007-39927号，第02-2007-39928号《系统服务合同》，中**司接受救捞局和网**公司的委托，从事《系统服务合同》项下的船载卫星通信系统设计、开发和施工工作。2007年9月4日、2007年9月6日中**司分别与奥**司签订了两份《合作协议》，委托奥**司从事《系统服务合同》的部分工作。故中**司与奥**司的合作是基于网**公司与救捞局的合作，中**司认可奥**司于2009年9月之前就相关合作项目所提供的服务，且中**司已足额支付奥**司2009年9月之前的合作费用。2009年9月之后，网**公司与中**司的合作便已结束，中**司与奥**司也不再存在合作，故中**司不应再承担付款义务。中**司与奥**司之间的《合作协议》签订后，自2007年9月开始至2009年9月，中**司向奥**司支付的合同款共计人民币2878211元，中**司已向奥**司支付完所有款项。故请求法院驳回奥**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查明

原审法院查明，中**司与网**公司系业务合作关系。

2007年11月1日，网**公司与救捞局签订了编号为02-2007-39927及编号为02-2007-39928的两份《系统服务合同》。02-2007-39927号《系统服务合同》约定：1、网**公司为救捞局提供Ku波段卫星通信运营服务等事宜；2、救捞局承诺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方式向网**公司支付费用；3、双方约定合同价格为：卫星带宽占用费为单船一年带宽占用费用为295000元，三艘船一年885000元，卫星入网调试一次性费用为15000元／船，卫星主站网管费用为50000元／船／年，三条船共计150000元／年，卫星主站上网及维护费用为73000元／船／月，电话费用按照网通北京本地市话费用计算，每月按话单付费。02-2007-39928号《系统服务合同》约定：1、网**公司为救捞局提供C波段卫星通信运营服务等事宜；2、救捞局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方式向网**公司支付费用；3、双方约定合同价格为：中国联**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原网**公司，以下简称联**公司，）为救捞局的三条船同时提供三年通信服务，每年的卫星带宽占用费用共计为1440000元，卫星入网调试一次性费用为15000元／船，卫星主站网管费用为每船每年50000元，三条船共计15万元／年，卫星主站上网及维护费用为：73000元／船／月，电话费用按照网通北京本地市话费用计算，每月按话单付费。

救捞局（甲方）与网**公司（乙方）于2008年签订合同编号为02-2008-28127的《系统服务合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在原合同条款的基础上，甲方将继续委托乙方提供船用卫星通信服务，并向乙方支付相应的通信服务费。甲方委托乙方新增一条C波段船只的卫星通信服务。费用标准为，C波段卫星带宽占用费用为48万元／船／年。主站网管费用为5万元／船／年，主站上网及维护费用为人民币8.76万元／船／年。

2007年9月4日，奥**司与中**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1、兹正式授权奥**司为中**司海事救捞局项目合作商；2、有效期限：自双方签字之日始至该合作项目结束为止；3、运营服务费：每条船一年300000元，同时签署三条船只一年费用为900000元，卫星主站服务费为30000元／船／年，三条船共计9万元／年；4、付款方式：双方一致同意，中**司与用户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高出费用以电汇至奥**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007年9月6日，奥**司与中**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1、兹正式授权奥**司为中**司海事救捞局项目合作商；2、有效期限：自双方签字之日始至该合作项目结束为止；3、运营服务费：每条船一年100000元，同时签署三条船只一年费用为300000元，卫星主站服务费为30000元／船／年，三条船共计9万元／年；4、付款方式：双方一致同意，中**司与用户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高出费用以电汇至奥**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诉讼中，双方均认可中**司已向奥**司支付的款项共计2878211元。中**司主张根据中**司提交的付款明细，其中“联通收北京主站08”项下的人民币9445元，人民币1372.60元，14093.40元及“08年8月购买C设备08”项下的16500元不应包括在应收的运行费用中。

诉讼中，中**司与奥**司均认可以下事实：2007年12月31日网**公司出具发票，载明其收到**通部东海救助局通信服务费582100元；2008年1月18日网**公司出具发票，载明其收到**通部北海救助局船载卫星通信系统服务费489600元；2008年5月22日网**公司出具发票，载明其收到**通部南海救助局674600元的通信服务费；2008年10月8日网**公司出具发票，载明其收到**通部东海救助局2008年5月至10月卫星通信服务费共计582100元；2008年11月11日网**公司出具发票，载明其收到**通部南海救助局卫星通信服务费674600元；2009年6月3日网**公司出具发票，载明其收到**通部北海救助局卫星通信服务费979200元。

诉讼中，奥**司提交《﹤系统服务合同﹥补充协议1》（以下简称《补充协议1》），其上载明：救捞局为甲方，网**公司为乙方，在原有合同的基础上，甲方委托乙方再提供一条船上的服务，并向乙方支付相应的通信服务费，费用包括，带宽占用费48万元／年，主站网管费50000元／船／年。主站上网及维护费用为7300元／船／月。该证据上未加盖救捞局及网**公司的公章。

诉讼中，奥**司与中**司均认可2007年9月4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付款方式处“合同高出费用”中的“合同”是指联**公司与救捞局签订的02-2007-39928《系统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1》。奥**司与中**司均认可2007年9月6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付款方式处“合同高出费用”中的“合同”是指联**公司与救捞局签订的02-2007-39927《系统服务合同》。

诉讼中，中**司主张根据2007年9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其需支付奥**司的费用应按该《合作协议》中运营服务费项下载明的费用标准计算；奥**司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中**司应向其支付费用的计算方法为：02-2007-39928《系统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1》中约定的相关费用减去2007年9月4日《合作协议》中运营服务费项下约定之费用。

诉讼中，中**司主张根据2007年9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其需支付奥**司的费用应按该《合作协议》中运营服务费项下载明的费用标准计算；奥**司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中**司应向其支付费用的计算方法为：02-2007-39927《系统服务合同》中约定的相关费用减去2007年9月6日《合作协议》中运营服务费项下约定之费用。

诉讼中，奥**司与中**司均认可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中**司应向奥**司支付的费用包括：带宽占用费，主站服务费，上网及维护费3项。

诉讼中，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公司申请向联**公司调查收取并当庭出示如下证明材料：联**公司法律与风险管理部关于法院调查函的复函。复函称“一、我公司确与**通部救助打捞局签订过《**通部救助打捞局船载卫星系统服务合同》补充协议（合同编号：02-2008-28127号）。该协议已于2010年10月到期，正常结束。二、我公司从未收到过合同甲方（**通部救助打捞局）关于船载卫星通信系统的任何故障的报告、函件、传真等。三、我公司职员黄**从未见过“东海救111轮VIASAT故障情况”的报告，签名并非黄**本人签字。四、**通部救捞局船载卫星通行系统使用的船上设备系自行配备，合同不涉及船上设备的维护、处理故障等。即使出现如附件所示的船上设备故障，也与我公司无关。”

诉讼中，被告中**司提起反诉，要求判令：1、奥**司退还合同款12万元；2、奥**司赔偿中**司经济损失8万元。但中**司在法院限定的日期内未缴纳诉讼费用，故法院对其反诉请求不予受理。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

原审法院认为：奥**司与中**司签订的两份《合作协议》未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之义务。

关于《合作协议》之履行。截止2009年9月，奥**司基于《合作协议》已提供了相关的服务，中**司已向奥**司支付2878211元。奥**司主张中**司支付上述款项中“联通收北京主站08”项下及“08年8月购买C设备08”项下之款项不包括在基于《合作协议》所应支付的款项之中。对此法院认为，因奥**司未能举证证明上述项下之费用独立于中**司基于《合作协议》所应支付的费用，故法院对奥**司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法院确认中**司基于《合作协议》已向奥**司支付的款项为2878211元。

关于《合作协议》的终止。两份《合作协议》中均约定奥**司为中**司海事救捞局项目合作商，并约定协议有效期限自双方签字之日始至该合作项目结束为止。中**司主张上述“中**司海事救捞局项目”已于2009年9月结束，奥**司对此不予认可。法院认为，根据本案中各方出具的发票可见，该项目中各方之间付款方式为：救捞局一方向网通北**司付款，网通北**司向中**司付款，中**司向奥**司付款，且奥**司亦主张网通北**司与中**司在卫星带宽数据通信领域存在全面合作关系，故可知“中**司海事救捞局项目”中网通北**司与中**司的合作及网通北**司向中**司付款系该项目运行的关键环节，现联通北**司大客户服务中心图像客户部出具《确认函》称联通北**司与中**司在VSAT通信系统领域上的合作于2009年9月终止，并停止向其支付与VSAT通信系统相关的全部付款，救捞局亦出具《证明》称2009年9月后，救捞局未与奥**司有任何业务来往，奥**司未在相关项目中为救捞局提供过服务，故对中**司主张的“中**司海事救捞局项目”已于2009年9月结束之事实，法院予以采信。因两份《合作协议》中均约定协议有效期限至该合作项目结束为止，故法院认定奥**司与中**司签订的两份《合作协议》均于2009年9月到期终止。

关于中**司应向奥**司支付费用之计算方法。两份《合作协议》均约定“付款方式：双方一致同意，中**司与用户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高出费用以电汇至奥**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奥**司与中**司均认可上述“合同高出费用”中的“合同”是指网**公司与救捞局签订之合同，其中，2007年9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的“合同”是指02-2007-39928《系统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1》；2007年9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的“合同”是指网**公司与救捞局签订的02-2007-39927《系统服务合同》。中**司主张其需支付奥**司的费用应按《合作协议》中运营服务费项下载明的标准予以计算，奥**司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中**司应向其支付费用的计算方法为：《合作协议》付款方式处“合同高出费用”中的“合同”约定之相关费用减去《合作协议》中运营服务费项下约定之费用。法院认为，《合作协议》约定“付款方式：双方一致同意，中**司与用户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高出费用以电汇至奥**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司应向奥**司支付之费用应为“合同高出费用”，运用文义解释的方法，对“合同高出费用”之解释应为“‘合同’约定之费用高出《合作协议》约定之费用的部分”，而不应解释为“《合作协议》约定之费用”。故法院对奥**司所主张的《合作协议》约定费用之计算方法予以采信，对中**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中**司应向奥**司支付费用之数额。奥**司与中**司均认可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中**司应向奥**司支付的费用包括：带宽占用费，主站服务费，上网及维护费三项，对此法院不持异议。02-2007-39928号《系统服务合同》约定之费用为：带宽占用费（3船1年为144万，3船2年为288万）；主站网管费（3船1年15万元，3船2年为30万元）；上网及维护费（1船1月7300元，3船1年为262800元，3船2年为525600元）。《补充协议1》约定之费用为：带宽占用费（1船1年48万元）；主站网管费（1船1年5万元）；上网及维护费（1船1年87600元）。2007年9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运营服务费项下之费用为：带宽占用费（1船1年为30万元，3船1年为90万元、3船2年为180万元）；主站网管费（1船1年3万元，3船1年9万元、3船2年18万元）。故按2007年9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之约定，中**司应向奥**司支付的费用为：带宽占用费（3船2年108万元，1船1年18万元）；主站网管费（3船2年12万元，1船1年2万元）；上网及维护费（3船2年525600元，1船1年87600元），上述款项共计2013200元。02-2007-39927号《系统服务合同》约定之费用为：带宽占用费（3船1年为885000元，3船2年为177万元）；主站网管费（3船1年15万元，3船2年30万元）；上网及维护费（3船1年262800元，3船2年525600元），2007年9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运营服务费项下之费用为：带宽占用费（3船1年30万元、3船2年60万元）；主站网管费（3船1年9万元、3船2年18万元）。故按2007年9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之约定，中**司应向奥**司支付的费用为：带宽占用费（3船2年117万元）；主站网管费（3船2年12万元）；上网及维护费（3船2年525600元），上述款项共计1815600元。

据此，原审法院确认根据2007年9月4日及2007年9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司共应向奥**司支付的合同费用共计3828800元。现中**司已向奥**司支付2878211元，尚欠奥**司950589元，故对奥**司主张中**司支付合同款的诉讼请求中950589元之部分，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一、被告中星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奥**限公司合同款九十五万零五百八十九元；二、驳回原告北京奥**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中星互**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奥**司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决定提审本案。

再审申请人称/抗诉机关称

奥**司申请再审称：1、北京**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1日作出（2014）二中刑初字第41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救捞局原工作人员陈*受贿罪成立，陈*正是当年救捞局“中**司海事救捞局项目”的负责人，该判决书第11页最后一段法院查明的事实“2011年奥**司向法院起诉中**司。在诉讼中，王X找陈*出具假证明，证明从2009年9月开始，救捞局与联**公司就终止合同了，这样中**司就不用付奥**司法人牛**费用了，但实际上合同并没有终止。”上述提到的证明即为原审中中**司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明，该份证据已经在陈*受贿案件中得到认定，是陈*单方面伪造的证据，而这份证据也直接导致奥**司在一审中败诉，因该份证据在陈*受贿案件中被推翻，是我公司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2、陈*的受贿款项应为中**司付给奥**司的款项，（2014）二中刑初字第416号刑事判决书也查明中星博**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公司）与中**司为关联公司，中**公司实际上是为了逃避与奥**司合同纠纷而成立的新公司，我方认为中**司与中**公司应属一家公司。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中**司给付我公司三年合同款。2、追加中**公司为本案被申请人。

再审被申请人辩称

中**司辩称：我方认为原判并无不当，请予以维持。陈*在刑事案件中的供述，仅为个人言词，其所犯罪行是受贿罪，且刑事判决书对其供述并未查明真伪，无论刑事判决还是民事判决，口供未加以举证，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陈*个人的口供无法推翻救捞局单位出具的证据。我方在原审中提交联**公司的证据与救捞局的证明是契合的。救捞局出具的证据并非唯一、关键的证据，在四个主体中，救捞局与联**公司签订协议，联**公司才与我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我公司把一部分义务委托给奥**司，联**公司给我方付款，我方再付款给奥**司。奥**司与我公司的合同，是基于我公司与联**公司的合同。原审中联**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我公司的合同于2009年9月终止，联**公司出具的证据是确认我方与奥**司终止的关键证据，也是原审法院定案的依据。奥**司未提交相关证据对其2009年9月以后继续提供服务的主张予以证明。奥**司要求追加中**公司为本案被申请人，中**公司并非本案的当事人，我们认为奥**司要求追加中**公司为本案被申请人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故请法院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

本院再审认为，原审依据联**公司大客户服务中心图像客户部出具的《确认函》及救捞局两份《证明》认定《合作协议》于2009年9月终止。但北京**人民法院2014年6月11日作出的（2014）二中刑初字第416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陈*（救捞局救助指挥处原主任科员）的供述及证人中**司法定代表人刘*、工作人员王X均证明救捞局两份《证明》系假证明。故关于《证明》的真实性问题以及双方《合作协议》终止的时间问题有待进一步查明。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再审裁判结果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1）海民初字第17317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重审。

裁判日期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