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限公司与北京民**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审理经过

原告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公司）与被告北**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族印**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高笛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陈**，被告民族印**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

原告益**公司诉称：2014年8月7日，我公司向被告**公司送了10600元的PS版。2014年8月19日，我公司向民**公司送了21200元的PS版。2014年11月19日，我公司向民**公司送了21200元的PS版。2015年3月26日，我公司向民**公司送了10600元的PS版。货物送完之后，2015年1月28日和5月21日，我公司向民**公司出具了总价63600元的两张《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民**公司一直不支付上述货款。经多次催要未果，故我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民**公司向我公司支付PS版货款63600元。

被告辩称

被告**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益**公司的诉讼请求。益**公司提供的出库单证据上签名的宋**确实是我公司的员工。但益**公司没有与我公司签订供货合同，出库单上的金额也不清楚，无法核实。如果没有与我公司财务的对账单，我公司不予认可。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益**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出库单三张、货物装箱单一张，证明益**公司已经向民族印务公司交付了货物。日期为2014年8月7日的出库单上载明其科目为“民族印刷厂”、品名为“1030＊770（10件）”、单位为“张”、数量为“500”、单价为“21.2”。日期为2014年8月19日的出库单上载明其科目为“民族印刷厂”、品名为“1030＊770（20件）”、单位为“张”、数量为“1000”、单价为“21.20”、金额为“21200.00”。日期为2014年11月19日的出库单上载明的内容与日期为2014年8月19日的出库单一致。三张出库单上底部的“保管员”落款处均为“王**”的签名，“经手人”落款处均为“宋**”的签名。日期为2015年3月26日的货物装箱单上载明其收货单位为“益绅特（民族）”、产品规格和数量为“1030＊770A110件500张／显影液10桶”，发货人处为“解秋玲”的签名，提货人处为“王**”的签名，备注栏中有“宋**”的签名。益**公司表示货物装箱单上载明的产品规格与前述出货单上的一致，价格也为21.20元／张。

2、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证明民族印务公司应当按照发票的金额向益**公司支付货款。开票日期为2015年1月28日的增值税发票上载明，购货单位为民族印务公司，销货单位为益**公司，货物为“PS版”，规格型号为“1030＊770”，数量为“500／1000”，价税合计为“31800.00”，开票人为“郭**”，备注处为“2014-08送货”字样。开票日期为2015年5月21日的增值税发票上载明，购货单位为民族印务公司，销货单位为益**公司，货物为“PS版”，规格型号为“1030＊770”，数量为“1000／500”，价税合计为“31800.00”，开票人为“郭**”，备注处为“2014-11送货2015-03送货”字样。益**公司表示发票上没有包含货物装箱单上显示的10桶显影液的价款。

3、益**公司业务员郭**与民**公司职员宋**的电话录音以及郭**的证人证言，证明益**公司已经交付涉案货物并且将发票寄送到了民**公司。郭**出庭作证称，涉案货物系其本人送到民**公司，送到后由民**公司职员宋**签收，发票也系其本人寄出，后与宋**核实，宋**表示已经收到发票并已交给公司财务。电话录音中宋**表示已经将送货单都给了财务，也收到了发票，送货单跟发票可以对上。

民**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承认宋**系其公司员工，并表示向宋**核实情况时宋**称记不清了；对证据2，承认已经收到该增值税发票，但表示其财务人员称不了解相关情况；对证据3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不认可。

民族印务公司无任何证据提交。

本院认为

本院认为益**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在时间、送货对象、产品规格、数量、价款、经手人等处均能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而民族印务公司未能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并认可宋**系其公司职员及已经收到增值税发票，故本院对益**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在本案中予以采信。

基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及本院的认证，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2014年8月7日，益**公司向民**公司送货“1030＊770”规格的PS版500张，单价为每张21.2元，总价为10600元，由民**公司职员宋**在出库单上签字收货。

2014年8月19日，益**公司向民**公司送货“1030＊770”规格的PS版1000张，单价为每张21.2元，总价为21200元，由民**公司职员宋**在出库单上签字收货。

2014年11月19日，益**公司向民**公司送货“1030＊770”规格的PS版1000张，单价为每张21.2元，总价为21200元，由民**公司职员宋**在出库单上签字收货。

2015年3月26日，益**公司向民**公司送货“1030＊770”规格的PS版500张，单价为每张21.2元，总价为10600元，由民**公司职员宋**在货物装箱单上签字收货。

综上，益绅特公司向民**公司所送的四次货物的总价为63600元。

2015年1月28日，益**公司就2014年8月向民**公司所送的两次货物的货款开具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为31800元。2015年5月21日，益**公司就2014年11月和2015年3月向民**公司所送的两次货物的货款开具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为31800元。上述两张增值税发票的票面总金额为63600元。民**公司已经收到该两张增值税发票。

民族印务公司至今尚未向益**公司支付上述货款。

本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中，益绅特**务公司虽未签订书面形式的合同，但益**公司已向民族印务公司送货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民族印务公司也已收到货物和增值税发票，故本院确认益绅特**务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民族印务公司认为其与益**公司未签订供货合同，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本案中，民族印务公司在收到货物和增值税发票后，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其应当按照增值税发票上所载明的货款金额向益**公司履行付款义务。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裁判结果

被告北京民**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北京**有限公司货款六万三千六百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六百九十五元，由被告北**责任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裁判日期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