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限公司与汕头市**销有限公司行纪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审理经过

上诉人上海**限公司（下称金**司）因与被上诉人汕头市**销有限公司（下称南方公司）行纪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4）汕金法民三初字第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金**司的委托代理人梁*、王**，被上诉人南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1日，金**司、南**司签订了《委托销售协议》一份，约定金**司委托南**司为其销售“康辉”、“正一品”牌系列商品。关于商品淘汰及退货、清场，双方共同确认：对于南**司退货通知中列明的退货商品金额，南**司有权在付与金**司货款前，向金**司收取已退货商品价款；与退货有关和因退货引起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运输费、装载费、仓储费、整理费等）由金**司承担；金**司可以委托南**司代为办理退调商品的运输，金**司支付给南**司退调总金额的5%作为退调服务费（或残次商品整理费），若每次退调服务费（或残次商品整理费）低于200元／次的，则按200元／次计收。涉及到跨省市运输的，费用另议。关于结算和支付双方约定：货款结算以金**司商品经南**司验收合格，并单证齐全、准确、有效合法作为付款条件；结算前金**司应准确填开增值税发票，妥善保管有关凭证，送货后按南**司规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对账，发现问题应在一个月内及时调整，因金**司原因造成货款不能按时支付，责任由金**司承担。南**司可在依协议规定应支付于金**司之款项中扣除所有金**司积欠南**司之任何费用，亦不论抵销之债务是否系退货、违约金、服务费和其他费用而产生，在任何情况，金**司不得自行在其向南**司开具的发票上直接减扣任何费用。同时，金**司与南**司签订了若干个协议附件，对供货合作、商品促销、业务促销退货流程、财务对账、结算流程等作了约定。协议附件十二附有发票样张，该发票样张中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一项除列货物金额外，还列明“折扣”金额，即退货金额。随后，金**司依约供给南**司“康辉”、“正一品”牌系列商品。至2013年7月26日合同终止，南**司共收到金**司开具的价值共2523349.6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南**司已支付金**司货款120万元。原审诉讼期间，双方确认南**司已退还金**司价值1164132.86元的货物，除价值62476.9元的货物有在增值税发票中以“折扣”的形式体现退货外，尚有价值1091034.89元的退货没有在增值税发票中以“折扣”的形式体现。金**司于2014年4月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南**司付还尚欠金**司货款1506410.89元及该款自2014年2月1日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中**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2.本案诉讼费由南**司负担。

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金像公司的申请，于2014年4月25日作出（2014）汕金法民三初字第6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南方公司的银行存款15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

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金**司与南**司签订的《委托销售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属有效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南**司先后共收到金**司开具的价值共2523349.6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南**司已退还金**司价值1164132.86元的货物，其中价值62476.9元的货物有在金**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以“折扣”的形式体现退货，尚有价值1091034.89元的退货没有在金**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体现的事实，证据充分，金**司、南**司均予以确认，对此法院予以认定。关于南**司主张其已付还金**司货款120万元，金**司应支付南**司促销费用17740元、缺品补偿款251337.61元、代付费用15万元，在发票中存在金**司多开货款金额18828.23元的事实，证据充分，金**司同意在本案南**司结欠的货款中抵除，对此，法院予以认定。本案金**司、南**司争议的主要焦点是：金**司开具的价值共2523349.6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已抵除南**司退货款1091034.89元。首先，金**司向南**司主张债权的证据除了价值共2523349.6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外，仅提供几张标的较小的《送货单》，与其开具的价值共2523349.6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差甚远。而根据最**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金**司对此负有举证证明其已交付价值共2523349.69元的货物的义务；由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系金**司单方开具的，若金**司开具的价值共2523349.6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除南**司退货款1091034.89元，则金**司原交付给南**司的货物应为2523349.69元＋1091034.89元u003d3614384.58元。对此，金**司负有举证的义务，但金**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次，金**司主张其唯一的送货依据即《送货单》根据《委托销售协议》的规定已交付给南**司，而南**司予以否认。虽然《委托销售协议》规定金**司、南**司双方财务对账、结算流程须准备的材料包含《送货单》，但并未规定全部《送货单》都交付给南**司。且《送货单》系一式四至五联，按照通常的工作流程，金**司应留有《送货单》的其中一联存查。因此，金**司此主张没有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再者，根据《委托销售协议》规定，南**司可在依协议规定应支付于金**司之款项中扣除所有金**司积欠南**司之任何费用，亦不论抵销之债务是否系退货、违约金、服务费和其他费用而产生，在任何情况，金**司不得自行在其向南**司开具的发票上直接减扣任何费用。因此，金**司主张其在开具发票时已抵除退货款，不符合协议的约定，金**司此主张没有依据。最后，金**司出具的《截止2014年2月28日汕头市**销有限公司历年销售、资金回笼情况统计表》及《民事起诉书》也自认其销售总额为200多万元，而非300多万元。综上，金**司主张其开具的2523349.6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除南**司退货款1091034.89元，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南**司与金**司的货款结算，在以金**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共2523349.69元的基础上减去南**司已付还金**司货款120万元、应退货款1091034.89元、金**司应支付南**司促销费用17740元、缺品补偿款251337.61元、代付费用15万元，以及在发票中多开的货款金额18828.23元后，金**司反而结欠南**司款项205591.04元。因此，南**司抗辩请求驳回金**司诉讼请求的理由成立，法院予以支持。金**司主要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依据，主张南**司结欠其货款1506410.89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依法予以驳回。金**司、南**司存在争议的金**司尚有价值44891.50元的货物未退回及货物退调服务费60451.22元，因南**司未提起反诉，而南**司的上述抗辩理由已足以反驳金**司的诉讼请求，故对该金**司尚有货物未退回及货物退调服务费，不需作出认定。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最**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金**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1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14210元，由金**司承担。

上诉人诉称

金**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原审法院扩张解释涉案合同附件的相关概念，于法无据。双方签订《附件十二》约定金**司向南**司开具发票的类型为“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非“增值税普通发票”，开票填写事项应满足南**司入账及认证抵扣。除此之外，双方未以任何形式特别约定退货在开票中抵除时须以“折扣”明确表示。根据通常解释，“退货金额”完全超出了“折扣”概念的外延。否则，系属扩张解释，订约双方另须具体明确。在金**司明确否认有此特约情况下，原审法院仅凭南**司陈述即采信解释扩张，属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致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双方就相关结算事宜签定的《附件十一》约定：“开发票一定要将当月的送货额减去当月的退货额后再开票”。据此，在金**司开具的价值共计2523349.6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显然已抵除南**司退货款1091034.89元。南**司有关未予抵除之主张，于约有悖。《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否定“仅以”抵扣增值税发票作为供货依据的证明力，但双方订立的合同条款足以证明供货的事实，否则无法形成“当月送货额”。所以金**司所开增值税发票体现的供货额属净供货额。3、金**司已将全部送货单证交给南**司，故无法出示。金**司没有留存送货单任何一联的事实，可以通过原审的庭审笔录，以及双方签订的合同来证明。金**司送货分两种情况，一是直接送给南**司，根据原审庭审笔录，南**司承认有一联或是二联是在送货时被南**司收取的，剩下所有的联、单据，按照双方签订的《委托销售协议》附件十一第四条的约定，在每月15日对账时，一式四联或五联全部由南**司收取，金**司不会留存任何一联。第二种情况是金**司向联华超市直接送货，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任何一联送货单留金**司处，这是由金**司所处的法律地位决定的，因为送货实际上是金**司代南**司向联华超市进行送货，代送货是基于南**司与联华超市之间有买卖关系，代送货所有的单据最后是退给南**司。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南**司支付金**司货款885443.85元；3、判令南**司赔偿金**司自2014年2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被上诉人辩称

南**司答辩称：金**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理由是：1、金**司上诉提出“原审法院扩张解释涉案合同附件之相关概念，于法无据”的主张没有道理，依法应予驳回。虽然双方没有就退货金额以“折扣”的形式体现作出书面的约定，但双方有口头的约定，且在附件中的发票样张可以得到证明。在实际操作上也是将退货金额以折扣的形式在发票上体现，这从南**司提供的金**司2012年12月6日开具的编号为18052059的增值税发票上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该发票中“折扣”栏中列明的金额就是退货的金额。因此，原审法院的认定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并不是仅凭南**司的陈述而作出。金**司认为原审法院扩张解释涉案合同附件之相关概念没有依据，依法应予驳回。2、金**司称“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致分配举证责任不当”毫无事实依据，该主张依法应予驳回。虽然按照合同《附件十一》的约定，开发票一定要将当月的送货额减去当月的退货额后再开票。但金**司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并没有按照此约定进行开票，这是金**司的违约行为，并不是什么变更合同的问题。按照合同附件的约定，双方每月应进行对账，但金**司也没有按照约定进行对账，这才造成退货金额没有在发票中扣除的问题未能及时发现，责任在于金**司。3、金**司称其开具的发票数额已经抵除退货款1091034.89元没有依据。这从下列几个方面的事实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一是金**司开具的发票并没有按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送货单及退货单，如果像金**司所说的这些发票已经减去退货的金额，那么其供货的金额就达到360多万元，只要金**司能提供360多万元的送货单就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金**司却未能提供。金**司辩称这些送货单全部都提交给南**司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送货单是一式五联，每一联都有特定的用途。南**司收货时在其中四联盖章后留两联，其余三联由金**司持有，对账时金**司将其中的对账联提交给南**司进行对账，自己仍然持有存执联及存根联。金**司称所有的送货单都提交给南**司没有道理，也不符合事实。二是金**司在其诉状及其提供的《汕头市**销有限公司历年销售、资金回笼情况统计表》中也自认其向南**司陆续供货270多万元而非360多万元。三是金**司直到开庭时在南**司告知其退货的金额时才知道有这么多退货，并且请求法庭延期开庭，以便对退货的事实进行核实。如果这些退货原来金**司就已经知道并且在所开具的发票中进行扣除，金**司何必多此一举呢。四是本案大部分退货都出现在金**司最后一次开具发票之后，甚至在双方终止合同之后，这部分退货不可能在其开具的发票中扣除。虽然金**司提供的发票中3张是2013年11月27日开具的，但这三张发票是金**司在2012年7月18日和2012年9月18日开具后，由于没有及时提供给南**司，超过抵扣期限而重开的。其中17456367号发票是根据2012年7月18日02606772号发票重开的、17456368号发票是根据2012年7月18日02606773号发票重开的、17456369号发票是根据2012年9月18日24412715号发票重开的。因此，本案金**司最后一次开具发票是2013年1月24日，而在此日期后还出现大量的退货，这些退货不可能出现已经扣除的情况。金**司开出发票是金**司单方的行为，并不能证明其供货的具体数额。要证明供货的具体数额应提供相应的送货单，该举证责任依法应由金**司承担。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金**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除协议附件十二所附的发票样张中“列明‘折扣’金额，即退货金额”有误外，其他事实与本案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金**司与南**司签订的《委托销售协议》附件十一《财务对账、结算流程须知》约定：每月15日前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南方送货单（一式四联）、联华送货单（红联绿联—门店的）；送桃浦库的，要附上桃浦库的收货单，并将桃浦库收货单号写在联华送货单备注栏里；开发票一定要将当月的送货额减去当月的退货额后再开票。

金**司应支付南方公司促销费用17740元、缺品补偿款251337.61元、代付费用15万元；金**司开具的发票多开货款金额18828.23元。

本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系行纪合同纠纷。金像公司与南**司签订的《委托销售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应确认为有效合同。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金像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的货款总金额2523349.69元是否已抵除南**司的退货款1091034.89元。对此，本院认为：

一、金**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交付给南**司价值3614384.58元的货物。理由是：1金**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货款总金额只有2523349.69元。2金**司未能提供送货金额为3614384.58元的《送货单》。金**司主张已根据《委托销售协议》的约定将《送货单》交给南**司，南**司则予以否认。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委托销售协议》虽然约定本案双方财务对账、结算流程须准备的材料包含《送货单》，但《送货单》有多联，《委托销售协议》中并没有明确约定金**司应将全部《送货单》都交给南**司。因此，金**司关于其已交付给南**司价值3614383.58元的货物并已将全部送货单交给南**司的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金**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足以证明发票上的货款金额已抵除南**司的退货款。虽然金**司与南**司签订的《委托销售协议》附件十一约定“开发票一定要将当月的送货额减去当月的退货额后再开票”，但该条款实质是对作为供应商一方即金**司在出具发票时应尽义务的规定。而且《委托销售协议》中双方关于结算和支付的约定又明确双方在货款结算时以金**司商品经南**司验收合格，并单证齐全、准确、有效合法作为付款条件，并要求金**司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自行在其向南**司开具的发票上直接减扣任何费用。因此，单凭《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足以证明金**司提出的已抵除南**司退货款的主张。

综上，金**司主张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货款总金额2523349.69元已抵除南方公司的退货款1091034.89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金**司上诉要求南方公司付还货款885443.85元及利息，依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二审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420元，由上诉人上海**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裁判日期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