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与中国**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审理经过

上诉人王**因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5）宝民一（民）初字第9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杨*，被上诉人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十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户籍地河北省沙河市，曾用名“王**”。二十冶公司原名“冶金部**有限公司”，1993年3月25日更名为“中国第二十冶金建设公司”，1996年8月其下属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公司工程处被撤销，2006年8月15日更名为“中国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2010年2月4日更名为现称。

王**于1985年8月进入二**公司，在原金属结构安装工程公司工程处工作，双方签有期限自1985年8月20日起的五年制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第二条约定：“……3.合同制工人在工作期间，由甲方（二**公司）负责管理，乙方（邢台地区沙河县劳动人事局）给予协助。解除合同送回农村，甲方不再负责。4.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甲方可解除合同……（4）因病、非因工和因工负伤期满仍不能工作的……”第五条约定：“……3.因工负伤由企业给予免费医疗，并按月发给相当于本人原标准工资的生活费。医疗终结（一般以六个月为限），经二十冶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不能从事原工作的，由甲方发给因工致残抚恤费，由乙方送回原所在的乡、村安置。4.因工致残抚恤费、因工死亡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抚恤费，由甲方一次付给本人，并通知乙方。（1）全部丧失劳动能力，饮食起居需人扶助的一次性发给抚恤费人民币11，7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送回原籍……”

1991年6月10日，王**在工作中受伤。1995年4月26日，原邢台市劳动局为王**颁发工伤证，工伤证记载王**工伤等级为“三”，原审庭审中双方均确认王**工伤证记载错误，王**工伤等级为二级。1995年8月30日，王**、二**公司及沙河**务公司签署《关于对王**同志因工致残处理意见》，主要内容为：“为照顾本人的实际困难，根据有关劳动文件的规定，多次与本人协商，就一次性处理达成协议。经二**公司和沙河**务公司协商，故对该同志的事宜做出如下处理意见：1、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令（1994）第104号第十五条关于‘农民工因工负伤，医疗终结，经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不能从事原工作的，送回原籍所在地安置’的规定，该同志医疗终结，省中医院证明，省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故决定将该同志于1995年9月1日送回原籍。2、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令（1994）第104号第十五条规定，经双方协商同意，由二**公司一次性发给该同志因工致残抚恤费，其标准为11年零6个月的全省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48，127.50元。3、为照顾本人及家庭实际困难，二**公司一次性给予生活困难补助11，872.5元。4、本最终处理意见经三方签字后生效，从即日起二十冶不再承担当事人的任何责任和义务。”王**已领取上述款项。

王**于2015年8月3日申请仲裁，要求确认王**、二十冶公司自1990年1月起至今存有劳动关系、二十冶公司支付王**1991年6月至2014年12月期间护理费283，171元和伤残津贴453，073.60元、2015年1月起护理费981，255元、伤残津贴1，570，008元、残疾辅助器具费217，900元。仲裁裁决：一、确认王**、二十冶公司双方1990年1月至1995年8月30日期间存有劳动关系；二、对王**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王**不服仲裁裁决，诉至原审法院。

王**诉称，王**于1985年8月到原冶金工业部第二十冶金建设公司工作，担任架工，双方于1985年8月20日签订《农民工合同制工人合同书》。1991年6月10日王**在工作中受伤致高位截瘫。1995年4月26日邢台市劳动局认定王**所受伤害为工伤。王**治疗终结后，二**公司仅给予了王**6万元经济补偿，便将王**送回老家，自此不再支付任何费用。王**认为当时与二**公司所签一次性处理协议系受胁迫达成，并非王**真实意思表示。因与二**公司协商赔偿事宜未果，故王**对于仲裁裁决不服，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确认王**、二**公司于1990年1月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2、二**公司支付王**自1991年6月至2014年12月间护理费283，171元；3、二**公司支付王**自1991年6月至2014年12月间伤残津贴481，390.7元；4、二**公司支付王**自2015年1月起的护理费981，255元；5、二**公司支付王**自2015年1月起的伤残津贴1，668，133.5元；6、二**公司支付王**残疾辅助器具费217，900元。

被上诉人辩称

二**公司辩称，王**发生工伤后，二**公司已尽救治义务，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双方协商确定由二**公司一次性支付王**工残抚恤金48，127.50元及生活困难补助11，872.50元，并在伤残处理意见签订后，将王**送回农村安置，双方的劳动关系已解除。另王**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现二**公司对仲裁裁决无异议，请求驳回王**诉请。

原审审理中，王**申请证人王某某出庭作证，以证明二**公司未与王**协商，王**系被迫签订《关于对王**同志因工致残处理意见》，该协议并非王**真实意思表示。证人王某某与王**系同乡，其当庭陈述“签订协议我不在场，但是我清楚情况，当时王**哥哥问我要不要签订这个协议，我说让王**自己拿主意。我是通过王**哥哥知道二**公司是一次性支付王**的，但是双方间有无协商的过程我是不清楚的”，后又陈述“就是一次性支付，没有其他的选择”。二**公司认为证人证言系王**哥哥转述，且陈述时前后矛盾，另证人与王**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可信性。

另，原审审理中**公司提交一份《终止合同通知书》，日期为1995年7月7日，内容为通知王**合同期满，自1995年8月31日起终止劳动合同，有关事宜按合同书规定办理。王**对此不予认可，并表示王**从未收到过该通知书，认为王**属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二**公司终止劳动关系是违法的，且通知书出具时间与合同终止时间相矛盾。

原审法院认为，王**、二**公司双方1990年1月至1995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及王**因工致残程度二级的事实清楚，予以确认。根据《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作的规定》（1991年7月25日实施）第二十一条规定：“农民工因工负伤，由企业给予免费医疗。医疗期间，该农民工原标准工资照发。医疗终结经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不能从事原工作的，送回农村妥善安置，由企业按下列办法发给因工致死致残抚恤费：（一）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按照城镇合同制工人的抚恤费标准，按月发给，直至死亡……”第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二）项和第二十二条规定发给的各项费用，经双方协商同意，企业也可以采取一次性支付的办法。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另《河北省国有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实施办法》（1994年7月13日开始执行）第十五条规定：“农民工因工负伤，由企业给予免费医疗。医疗终结，经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不能从事原工作的，送回原户籍所在地安置，由企业按下列办法发给因工致残抚恤费：丧失劳动能力的，按照城镇合同制工人的致残抚恤标准，逐月发给，直至死亡；或经双方协商同意，由企业采取一次性支付致残抚恤费办法，其标准为：评定为1、2、3、4级的，其相应抚恤费为13年、11年零6个月、10年、8年零6个月的全省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王**、二**公司双方在签署的协议中明确，在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后，对王**送回原籍安置，协商确定二**公司向王**一次性发放对应XXX伤残的11年零6个月全省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抚恤费，并对王**进行额外补助，协议内容符合当时劳动关系所在地的相关政策规定。王**虽认为该协议乃受胁迫达成，并非王**真实意思表示，但王**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证人证言主要来自转述，且就王**、二**公司是否有协商过程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难以采信。王**已就因工致残待遇进行了选择并实际领取，再行要求二**公司支付1991年6月至2014年12月间护理费283，171元、1991年6月至2014年12月间伤残津贴481，390.70元、2015年1月起的护理费981，255元、2015年1月起的伤残津贴1，668，133.5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217，900元，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双方签定协议亦明确二**公司不再承担当事人的任何责任和义务，且二**公司已按上述相关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将王**送回原籍安置，之后未再履行合同，故双方在1995年8月30日后不存在劳动关系，王**是否收到二**公司出具的《终止合同通知书》对此并无影响，对王**要求确认1995年8月30日后劳动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判决：一、确认王**与中国**有限公司1990年1月至1995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对王**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判决后，王**不服，上诉于本院。

王**上诉称，1991年6月10日王**因工负伤，1995年7月二**公司通知王**因劳动合同到期将终止劳动合同，如王**不同意与二**公司一次性解决因工致残的赔偿事宜，便不再负担王**的治疗费用，也不再向王**支付工资和护理费用。王**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最终与二**公司达成一致性处理方案。根据有关规定，二**公司以胁迫的手段，趁人之危使王**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作出接受一次性处理方案的意思表示，该民事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王**是工伤骨科XXX伤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根据有关规定，二**公司应按城镇合同制工人的致残抚恤标准逐月发给致残抚恤费。除非经过双方协商同意，才可以采用一次性的方式支付致残抚恤费。但二**公司从未就是否可以采用一次性的方式支付致残抚恤费与王**进行过协商，而是直接通知王**只能采用一次性的解决方式，否则将不再向王**支付任何费用，因此双方签订的《关于对王**同志因工致残最终处理意见》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法律规定，系无效合同。即使二**公司支付一次性因工致残抚恤金的行为合法，但根据1992年有关规定，王**属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完全依赖护理，其护理费标准为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50%，二**公司一直未向王**支付过护理费用，二**公司应支付护理费。王**因工负伤并全部丧失劳动能力，根据有关规定二**公司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故二**公司与王**解除劳动关系是违法的，双方至今存在劳动关系。要求撤销原判，坚持原审时诉请。

二**公司辩称，1991年6月30日王**发生工伤，二**公司第一时间将王**送至医院进行救治，在治疗稳定的情况下，又将王**转至上海进行治疗，二**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王**因工负伤已尽了一切救治义务。根据王**提供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双方进行了协商，不存在强迫问题，双方经协商最终于1995年8月30日达成一次性补偿协议，二**公司考虑到王**的实际困难，增加给予王**生活困难补助，共计6万余元，该款在当时属巨额补偿，是完全符合当时法律规定的，现在的相关规定是不溯及既往的。王**与二**公司于1995年解除劳动关系后，王**未提出任何异议，现王**提出要求二**公司再次给予补偿，根据法律规定，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当时对王**进行的鉴定，王**是能生活自理的，要求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

本院认为，王**在二**公司工作期间因工负伤，被鉴定为XXX伤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根据当时有关规定，对王**这种情形可以采取按月支付致残抚恤费，双方继续维系劳动关系，也可以协商同意一次性支付致残抚恤费，从而解除双方劳动关系。1995年8月30日二**公司、王**、沙河**务公司签订了因工致残最终处理意见协议，王**对该协议系其签字并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系其受胁迫、非协商所签，为此提供了证人证言。然该证人证言并不能充分证明王**在签订协议过程中受到胁迫等，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因王**系农村户籍人员，根据当时有关规定，王**回原籍安置，若按月支付致残抚恤费数额低，不利于王**以后的生活，而一次性支付王**致残抚恤费对王**的生活更为有利，二**公司考虑到王**家庭困难另行一次性给予生活困难补助，该数额在当时经济情况下属于较大款项，王**基于其自身实际情况与二十治公司签订该协议亦符合当时相关规定。王**以现在工伤待遇标准，要求二**公司支付有关工伤待遇的费用，缺乏法律依据，且王**在事隔二十年后认为签订该协议时未经双方协商属无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基于双方签订该协议后二**公司已履行了协议内容，王**与二**公司已不存在劳动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故王**认为双方至今存在劳动关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因原相关工伤保险条例对工伤人员致残抚恤费有明确规定，并未含有支付护理费等内容，且双方签订的协议已达成一致补偿意见，故王**要求二**公司支付护理费等，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二审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王**负担。

本判决系终审判决。

裁判日期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