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峻诉宋文侠农业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审理经过

上诉人赵*与被上诉人宋**农业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不服四川省梓潼县人民法院（2015）梓民初字第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被上诉人宋**及其委托代理人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理查明：原告近年来在梓潼县东石乡柴坝村四社及六社承包了耕地三百余亩，用于从事种植业。2014年4月9日，原、被告签订了《合作种植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在原告承包经营的300余亩耕地上合作种植高粱。原告的权利义务：原告负责提供合作种植高粱的耕地，承担租地承包费，协助被告联系当地务工人员、农业作业机械，并承担所需费用；负责承担按被告要求的种子品种、化肥品种、农药（配套物质）的费用；负责督促协助被告按高粱种植的技术要求播种、除草、治虫、收割等田间管理；原告享有向被告收取每亩300kg干高粱（以可出售的干湿度为准）的权利，实际面积以耕种承包合同、收割机或人工丈量为准。被告的权利义务：被告专业、专心、专注全程为原告的高粱生产服务；负责合作种植高粱的种子、除草剂、杀虫剂、调节剂及化肥的品种及数量；被告负责组织实施合作种植高粱的作业操作技术安排、劳动力调配、田间管理等事宜，并全程跟班管理；每亩向甲方交付300kg高粱后，超出部分归被告所有，作为被告的技术服务费；原告的高粱由被告销售或以市场自由交易价格结算后，都应按总产量200元每吨付给被告劳务费。合同签订后，原告按被告提供的高粱种子进行了种植，在被告处购买种子，原告已支付种子款10000元，尚欠部分未支付。在高粱生长期间，被告向原告的工作人员提供了除草、除虫的指导。高粱成熟收割时，被告为原告介绍收割机械，在收割的头两天，被告到场与原告一起管理收割事宜，后因收割机掉下的穗子是否安排人员捡拾问题发生矛盾，被告未再到场管理收割高粱事宜。经被告介绍，原告将收割后的高粱运输到梓潼**有限公司的厂房仓库进行保管，后统一装车到腾达机械厂过磅。原告在收割时发现高粱产量不高，遂邀请梓潼县农业局具有农技、农艺资质的相关技术人员及梓潼县东石乡柴坝村村主任黄**、该村六社社长黄*一起，对其种植的300余亩高粱进行了测产，测产结果为亩产203.9公斤。原告高粱出售的价格为1.30元每斤。后双方对《合作种植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原告于2015年3月11日起诉至四川省梓潼县人民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高粱损失的市场价格。被告在庭审中称原告尚欠其部分种子款项未支付清楚，但是其提供的票据无原告签名，双方对种子数量存在较大争议。

一审法院查明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记录、耕地承包合同、合作种植协议书、高粱测产结果、资质证书复印件等。

一审法院认为

原判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合作种植协议》，在协议中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对技术服务费进行了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由此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确属农业技术服务合同且有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对协议中约定的“原告向被告收取每亩300kg干高粱”的理解发生争议，原告称这一条款的约定是被告向原告保证亩产量达到300kg，而被告认为300kg是原告向其支付技术费及劳务费用的标准。根据原、被告签订协议的目的，原告之所以使用被告提供的种子、接受被告提供的技术服务，是为了提高种植高粱的产量，结合双方在协议条款中“超过600斤以外的高粱作为被告的技术服务费”的约定，可以推定，被告向原告提供种子及技术服务确与被告约定了300kg的亩产量。被告主张应由被告负责高粱的收割和销售，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双方确在协议中进行了约定，被告对原告种植的高粱具有收割和销售的义务。但是被告在收割过程中，仅前两天在收割现场进行管理，与原告意见不合后就不再管理，确属被告未尽到合同约定的收割和销售义务，被告以自己未参与所有收割和称重过程而对高粱产量不予认可，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高粱测产结果是具有资质的专业人员进行测量，并有见证人在场，且被告未提出相反的证据进行反驳，故原审法院综合认定原告高粱地亩产为203.9kg。被告称原告承包经营的土地并未全部用于种植高粱，但是未举证加以证明，且双方签订的种植协议中认可的是300余亩，故原审法院综合原告提供的证据，认定高粱种植面积为322.36亩。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是农业技术服务合同，技术服务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原告明知被告没有相应的技术资质，而与其签订合同，轻信被告的承诺，原告在选人上存在较大过错，对自身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从事农业生产，应当知道农业生产本身也受气候、地形、土壤等自然因素和市场、农业技术等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风险，预期的产量并不一定能够达到。且被告向原告提供的种子在栽培要点上明确了种植时间、施肥及除草等事项，但是原告并未按照要求时间播种，在高粱生长过程中也未严格按照要求施肥及除草，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高粱的生产产量。综合农业生产的性质、原告选人过程以及原告未按照种植要求等因素综合认定，原告对被告承诺的保底产量未达到部分应承担相应责任，综合认定为百分之五十的责任，即（300kg-203.9kg）322.36亩2.6元／kg50%u003d40272.43元。被告主张双方未在合同中约定违约责任而不承担责任，合同法中明确规定了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故对被告这一抗辩不予采信。按合同约定，被告保证每亩300kg的产量，原告应给被告按每吨200元支付劳务费。原告主张按每亩300kg赔偿损失，原告也应按每吨200元给被告支付劳务费。按合同约定，产量应是（322.36亩300kg）96708kg，合计96.708吨，劳务费为96.708吨200元u003d19341.60元，因被告承担50%的责任，原告应付给被告劳务费9670.80元，被告主张劳务费9552元，予以支持，在其赔付给原告费用中予以扣减。被告主张的种子款，双方对450斤没有争议，但是对被告另**的100斤种子款及农药款，被告没有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支持，故不予采信，综合认定原告尚欠被告种子款3500元，在被告赔付给原告费用中予以扣减。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三百二十二条、第三百六十一条、第三百六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限被告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付原告宋**的损失27220.43元。如被告赵*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人诉称

宣判后，赵*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判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劳务费9552元及下欠的种子、农药款8750元，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所持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只存在雇佣劳务关系，上诉人不存在向被上诉人保证每亩交300公斤高粱的问题，被上诉人向法庭出示的测产依据是伪造的假证，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拖欠的种子、农药款8750元及劳务费9552元。

被上诉人辩称

宋**答辩称：双方签订的《合作种植协议》明确约定了技术服务合同的具体事宜，也明确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承诺每亩高粱产量为300kg；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不准上诉人参与收割与销售，也无任何发票、收据、收条及本人签字证明100斤的种子、农药款。双方在合同中均确认合同为技术服务合同，故认定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结果正确无误，客观公正，请求驳回上诉人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的《合作种植协议》里约定的上诉人赵*的权利义务是什么，即赵*在履行合同义务时处于什么样的角色。赵*上诉称自己是处于受雇佣地位，而事实上双方签订的是《合作种植协议》，在协议里约定的上诉人赵*的义务是技术服务，同时需向被上诉人交付每亩300kg高粱。此处的每亩300kg高粱的交付具有“保证”和“承揽”的性质，只不过它是非典型的“保证”和“承揽”。双方在合同里还同时对上诉人赵*的技术服务费进行了约定，由此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签订的协议确属“承揽”的农业技术服务合同，而不是上诉人赵*所称的雇佣合同。因此上诉人赵*所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只存在雇佣劳务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赵*所持“被上诉人宋**向法庭出示的测产依据和结果是伪造的假证”的理由也不成立，因为该测产过程是村、社领导及梓潼县农业局的专业人员共同参与下进行的测量，并有见证人在场，况且赵*也未举出高粱产量达到或超过300kg的证据。故，测产证据是可以采信的。上诉人赵*所持“被上诉人宋**应当向上诉人支付拖欠的种子、农药款8750元及劳务费9552元”也不成立，因为其未举出拖欠的种子、农药款8750元的证据，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妥；至于9552元劳务费，一审已经对其抗辩主张在原告之诉里进行了品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二审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受理费258元，由上诉人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裁判日期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