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与四川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审理经过

上诉人邓**因与被上诉人**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向日葵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高新民初字第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邓**的委托代理人钟*，向日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2月6日，邓**与向日葵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期限为8年，按照协议约定，邓**分三次将四川省代理（独家）合作经营权费350000元支付给向日葵公司。按照补充协议第10条约定：“如果2009年7月1日前乙方（即邓**，下同）发展的大中专院校少于两所或收费用户低于5000人次或发展的二级代理少于两个，甲方（即向日葵公司，下同）可以要求乙方退出代理，乙方也可以要求解除代理合作关系，甲方重新发展四川省总代理人，甲方扣减乙方已实现的收益后退还乙方实际向甲方交纳的代理（独家）合作经营权费。”协议签订后，邓**没有发展一所大中专院校，收费用户没有1人，发展的二级代理没有1个。

邓**向原审法院提交三张《收据》，分别显示向日葵公司收到款项30000元、20000元及300000元，《收据》上客户名称并未显示邓**，而分别为“四川蓝**限公司”、“川渝总代理”，收据上并有“同意报销”等字样。邓**称，为了履行与向日葵公司签订的合同，邓**和其他人士一同筹建“四川蓝**限公司”，公司注册后，虽然同意报销，但因为该项目至今未能盈利，故实际并未支付邓**。

以上事实，有邓**、向日葵公司订立的《战略合作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收据等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需要确认向日葵公司是否收到邓**款项。邓**向原审法院出具的证据确实存在一些瑕疵，而且上面除了向日葵公司加盖财务章，尚有他人注释。但向日葵公司的签章是真实的，此时否认其收到相应款项且无合理说明，依照证明妨碍规则，应当产生不利法律后果，从而依法认定向日葵公司收到邓**相应付款。其二，向日葵公司收到邓**货款后，邓**是否将此笔费用报销或将款项转移他人，因合同相对性，与向日葵公司无关。故，原审法院认定邓**确向向日葵公司支付了相应费用。

其次，双方当事人约定“如果2009年7月1日前乙方（即邓**，下同）发展的大中专院校少于两所或收费用户低于5000人次或发展的二级代理少于两个，甲方（即向日葵公司，下同）可以要求乙方退出代理，乙方也可以要求解除代理合作关系，甲方重新发展四川省总代理人，甲方扣减乙方已实现的收益后退还乙方实际向甲方交纳的代理（独家）合作经营权费”，事实上以消极事实作为合同解除条件，主张积极事实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如向日葵公司否认邓**的解除权事实，向日葵公司应当提出相应证明。

最后，关于本案解除权行使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第一，从双方合同来看，发展大中专院校或收费用户或二级代理乃邓**的合同权利及合同义务，邓**本应当尽力发展大中专院校或收费用户或二级代理。将一方未达到一定结果作为合同解除条件，从本意上乃在于确定一定的宽限期限，使双方当事人可以另行选择。履行合同时双方应当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合理使用该宽限期限。邓**在2009年7月1日之后若干年不重新进行选择，其理应积极发展大中专院校或收费用户或二级代理。第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解除权于2009年7月1日形成，拥有解除权的人既可以行使其权利，也可以不行使其权利，解除权行使与否仅仅取决于解除权人的意志，由此会使相对人限于不安状态，长期放任此种不安状态存在有失公允，故法律对解除权的行使进行了限制。本案中邓**在解除权发生后，特别该种解除权为消极事实的情况下，在长达5年的时间内不行使，而且该消极事实依照合同邓**本应当积极予以消除，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原审法院依法认定解除权人再为行使解除权违背双方合同意思表示，不应当由法律予以认可。

2009年7月1日双方约定的消极事实出现后，作为邓**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解除合同或者积极消除消极事实，作为向日葵公司也存在一定程度上之督促之责，故案件诉讼费用决定由双方当事人均担。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邓**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275元，由邓**负担1637元、四川省**有限公司负担1638元。

上诉人诉称

宣判后，邓**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为：解除邓**与向日葵公司订立的《战略合作协议书》及《战略合作补充协议书》，返还邓**支付的合作经营权费35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向日葵公司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邓**与向日葵公司签定的合同期限为8年，从2008年12月4日起至2016年12月3日止，在合同履行中邓**要求解除合同，解除权行使未超过法定期限；二、邓**与向日葵公司订立合作合同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现请求法院解除合同，法院应予准许。

被上诉人辩称

被上诉人向日葵公司辩称，由于网络服务竞争激烈，58同城等知名网站已抢占了所有的市场资源，其网站确实已无市场，与邓**的合作项目处于停止状态。但邓**解除权的行使已超过法定期间，为此，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同时，邓**所交纳的合作经营权费35万元属于代理费性质，属于一次性投入成本，不应退还。

本院查明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邓**能否解除与向日葵公司订立《战略合作协议书》及《战略合作补充协议书》。邓**与向日葵公司订立《战略合作协议书》及《战略合作补充协议书》，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邓**与向日葵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补充协议书》第10条约定：“如果2009年7月1日前邓**发展的大中专院校少于两所或收费用户低于5000人次或发展的二级代理少于两个，即向日葵公司可以要求邓**退出代理，邓**也可以要求解除代理合作关系，向日葵公司重新发展四川省总代理人，向日葵公司扣减邓**已实现的收益后退还邓**实际向向日葵公司交纳的代理（独家）合作经营权费”。在这里，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条件为，邓**在2009年7月1日前发展的大中专院校少于两所或收费用户低于5000人次或发展的二级代理少于两个，即向日葵公司可以要求邓**退出代理，邓**也可以要求解除代理合作关系。但在此时间后邓**能否行使合同的解除权，成为本案焦点。我们注意到，合同成立后，由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新加快、竞争激烈，致使向日葵公司本身的网络技术无技术优势和竞争力，无法取得市场份额，无法适应市场的需要，从2008年12月4日至今，邓**、向日葵公司均未发展到下一级客户。向日葵公司也自认因网络技术的发展，其项目不具备技术优势，其依赖的市场资源已被其他知名网站抢占，双方合作项目实际处于停止状态。因此在向日葵公司的项目已不适应当前技术发展情况下，该情形的变化不是当事人能够预见的，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作项目实际处于停止状态，邓**继续履行合同已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因此，依据《最**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故根据公平原则，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邓**诉请解除与向日葵公司订立的《战略合作协议书》及《战略合作补充协议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判认定邓**行使解除权违背双方合同意思，并驳回邓**诉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向日葵公司抗辩称邓**解除权的行使已超过法定期间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邓**诉请向日葵公司退还交纳的合作经营权费35万元，本院予以支持。对向日葵公司抗辩称该款属于代理费性质，属于一次性投入成本，不应退还的意见，与本案查证双方实际未发展客户，向日葵公司收取的不是投入成本费用的事实不符，其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审判程序合法。但原判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九十七条，最**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二审裁判结果

一、撤销成都**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高新民初字第336号民事判决；

二、解除邓**与四川省**有限公司订立的《战略合作协议书》及《战略合作补充协议书》；

三、四川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邓**合作经营权费35万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承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邓**负担3275元，四川省**有限公司负担32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裁判日期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