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限公司诉天津太平**理有限公司、杨*、范**、天津市滨**务有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审理经过

原告北京中**限公司诉被告天津太平**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公司）、被告杨*、被告范**、被告天津市**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滕*，被告天**公司法定代表人魏*，被告杨*、范**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被告恒**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委托代理人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

原告诉称：2006年10月，原告因办理一台自走式车载钻机的进口货代业务与杨*联系，杨*称，北京太**运代理公司（以下简称北**公司）是天**公司在北京设立的子公司，业务由北**公司来做，原告随后向杨*提供了进口合同等文件。2006年10月18日，杨*、范**将由其签名和盖有北**公司公章的付款通知传真至原告，要求原告将上述进口货物的关税、增值税等费用共计人民币1477100元汇入其指定的恒**公司的账户内。当日，原告将该款项汇入了恒**公司的账户。原告支付上述款项后，北**公司并未及时向海关申报。2006年12月，原告向海关查询得知，涉案货物自到港后无人申报，已经产生滞报金。原告联系杨*、范**未果，另委托其他货代公司办理了涉案货物的进口手续，缴纳了滞报金人民币129210元，产生了港杂费人民币268350元的损失。原告向杨*要求退款，但杨*称退款由天**公司处理，并提供了天**公司给其的授权委托书和还款保函，但四被告一直未履行退款义务。2012年9月13日，原告向天**法院提出对四被告的诉讼，在案件审理中，发现杨*、范**有伪造公章、虚构公司签订合同的嫌疑。随后，原告撤回起诉，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报案，控告杨*、范**的犯罪行为，但公安局一直未予立案。原告认为，天**公司与原告就涉案货物不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但其存在明显过错，且过错与原告遭受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杨*、范**虚构北**公司名义与原告订立货运代理合同，二者是夫妻关系，应当共同向原告承担责任；恒**公司如不能证明税款被杨*、范**提走，则应当承担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因此，请求判令：1、天**公司向原告返还税款人民币1477100元及利息（依照中**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从2006年10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其余三个被告承担连带责任；2、天**公司向原告赔偿滞报金人民币129210元，转栈、堆存、仓储等费用人民币26835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397560元，杨*、范**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

被告**公司辩称：1、天**公司从未在北京设立过北**公司，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北**公司是天**公司的子公司，原告与北**公司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与天**公司无关；2、天**公司不认识范**，与范**也无任何业务往来，更未向范**出具过任何形式的授权委托书，本案中的“授权委托书”上所盖印章与天**公司公章不符，应系伪造；3、天**公司也未向原告就本案涉及的业务及款项出具过任何形式的保函，天**公司也没有本案中“保函”上所盖的“天津太平**理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这一印章，因此该保函应系他人伪造，与天**公司无关；4、涉案税款天**公司从未经手，也并不知道原告为什么把钱汇到恒**公司，因此，涉案款项与天**公司没有任何关系；5、天**公司从未授权杨*代表天**公司与原告进行本案的代理业务，杨*冒用天**公司的名义与原告进行的业务与天**公司无关。因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天**公司的诉请。

被告杨*辩称：1、本案诉讼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2、杨*代表天**公司，是职务行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3、由于原告长期拖欠天**公司的运费，杨*才用这种方式来让原告付款。原告的欠款与本案预付的税款相互抵销，杨*不欠原告款项。因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范**辩称：范**与杨*是夫妻关系，其只是杨*的雇员，与本案业务无关。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范**的诉请。

被告恒**公司辩称：1、恒**公司未与原告通过任何口头或书面形式达成货运代理协议；2、恒**公司与天**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天**公司依据交易习惯将多笔款项打入恒**公司账户。杨*将涉案款项打入恒**公司账户，恒**公司并不知情，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对原告承担任何责任；3、涉案款项部分支付了所欠的运费等相关费用，其余的已经被杨*提走；4、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恒**公司的诉请。

本院认为

根据原告的诉请、四被告的答辩，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天**公司与原告是否具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及天**公司是否应向原告承担返还税款、赔偿损失的责任；2、杨*是否应承担返还税款、赔偿损失的责任；3、范**、恒**公司是否对上述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4、返还税款以及赔偿损失的数额及计算依据；5、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付款通知，证明杨*以北**公司的名义代理原告办理进口货物报检、报关手续，杨*于2006年10月18日通知原告向恒**公司账户内汇入人民币1477100元税款；证据2、电汇凭证，证明原告于2006年10月18日向恒**公司账户内汇入人民币1477100元；证据3、海关行政事业性收费专用票据，证明杨*未履行报关义务，致使原告遭受滞报金损失人民币129210元；证据4、国内运杂费发票，证明原告支付转栈、堆存、仓储等费用人民币268350元；证据5、授权委托书，证明天**公司授权范**解决该公司与原告的所有业务；证据6、保函，证明天**公司向原告出具保函，承诺向原告退回税款，并赔付利息；证据7、北京市公安局接受案件回执单；证据8、传唤通知书，证明原告多次要求杨*退款未果，原告以杨*涉嫌诈骗为由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下简称北**分局）报案，要求追究杨*的刑事责任并追回赃款，北**分局于2006年12月28日予以立案侦查；证据9、不起诉决定书，证明北**分局于2010年1月5日对杨*涉嫌诈骗一案侦查终结，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杨*不构成犯罪，于2010年6月25日作出不起诉决定；证据10、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证明原告就不起诉决定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11月21日作出维持不起诉决定书的决定；证据11、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曾于2012年4月就本案纠纷起诉天**公司、恒**公司。证据7-11共同证明了原告自2006年12月起就一直在通过刑事、民事诉讼的途径保护其民事权利，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诉讼时效自2011年11月21日才重新起算，原告起诉未过时效；证据12、受理案件通知书、司法建议书，证明原告曾于2012年9月13日向天**法院对四被告提起民事诉讼，2012年12月10日，天**法院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移送该局作为刑事案件处理，但是公安局未予立案。证据1为传真件，证据2-12均有原件。

被告**公司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与天**公司无关，不清楚；证据2-12真实性没有异议。

被告杨*、范**对原告证据的共同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北**公司并没有进行工商登记注册，但杨*私刻过该公司的章；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其损失是其自身造成的，与杨*、范**无关；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有异议，与杨*、范**无关；证据5、6真实性无异议，认可该证据中所盖公章是虚假的，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7-11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说明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证明目的不成立；证据12真实性没有异议。

被**达公司对原告证据均无异议，确认其收到了原告汇入的人民币1477100元。

本院对原告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对原告证据1-4、7-12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证据1能够证明杨*、范**以北**公司的名义接受原告的委托，办理涉案货物的进口报关等业务，结合证据2能够证明原告按照杨*、范**的要求将人民币1477100元汇入恒**银行帐户；证据3能够证明就涉案货物原告缴纳了滞报金人民币129210元；证据4国内运杂费发票上未显示提单号等与本案货物有关的内容，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5与被告**公司的证据1鉴定意见书相结合，能够证明该证据中“天津太平**理有限公司”的公章是伪造的，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被告**公司对原告证据6的“天津太平**理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真实性不予确认，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本院对该章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杨*、范**对该保函上的两人签名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保函对天**公司没有法律效力，只能约束杨*、范**；证据7-12能够证明原告从2006年12月28日起一直通过刑事报案、民事诉讼的方式向责任人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本案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证据5中的天**公司的公章是虚假的；证据2、杨*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杨*与天**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时的身份证是假的；证据3、工商局的回函；证据4、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接受报案回执单，证据3-4共同证明杨*所做业务与天**公司无关。证据1、3、4有原件。

原告对被告天**公司证据1、3、4没有异议；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

被告杨*、范**对被告天**公司证据的共同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2确实是杨*曾经使用过的身份证，和现在使用的身份证号码不同，公安局出过更正的说明；证据3真实性认可，确认北**公司没有在工商局进行登记；证据4真实性认可，与本案无关。

被**达公司对被告天**公司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被告天**公司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对4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能够证明原告证据5中的天**公司的公章系伪造的；证据2、4与本案无关，本院对此两份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3能够证明北**公司没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主体不存在。

被告杨*、范**为证明其主张共同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货运代理合作协议，证明杨*系天**公司代理人的身份；证据2、管理费收据；证据3、授权委托书，证明杨*的职务身份；证据4、协议书，证明天**公司与原告有业务关系，且原告欠了多笔费用；证据5、（2012）津海法商初字第748号案件开庭笔录。证据1-4有原件，证据5是复印件。

原告对被告杨*、范**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3与原告没有关系；证据4、5真实性没有异议。

被告**公司对被告杨*、范**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3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4不是天**公司盖章，公章是虚假的；证据5没有异议。

被告恒**公司认为被告杨*、范**的证据与其没有关联，不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被告杨*、范**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本院对证据1-3、5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证据1-3能够证明2006年3月27日杨*与天**公司签订货运代理合作协议，天**公司授权杨*以天**公司北京办事处的名义办理业务，协议的有效期为一年；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本院对证据4中天**公司的公章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杨*、范**对该协议上的两人签名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恒**公司没有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2006年10月，原告因进口一台自走式车载钻机委托杨*办理货代业务。2006年10月18日，杨*、范**向原告发出通知，确认其以北**公司名义接受原告委托，并要求原告将涉案货物的关税和增值税人民币1477100元汇入恒**公司的帐户。同日，原告按要求进行了付款，杨*在庭审中确认扣除以前业务欠付恒**公司的款项后，其余款项被其提走。2006年12月14日，杨*向原告出具盖有“天津太平**理有限公司”虚假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记载：授权范**协调解决涉案全部事宜。2006年12月15日，原告与杨*、范**签订协议书，协议书记载：就涉案货物，原告已预付关税、增值税等费用人民币1477100元（其中包括一笔钻杆货物的关税税金人民币47100元），扣除后涉案业务已预付人民币1422900元，而杨*、范**未提供有效的进口单据或信息。2006年12月18日，杨*、范**向原告出具保函，二人保证于2006年12月19日将人民币1422900元退还原告。2006年12月26日，在杨*仍未向海关就涉案货物进行进口申报的情形下，原告委托其他货代公司办理了本案货物的进口手续，缴纳了从2006年10月21日起征的滞报金人民币129210元。由于杨*、范**一直未赔偿相关费用，遂成讼。

另查明，2006年3月27日，杨*与天**公司签订货运代理合作协议，协议约定：杨*接受天**公司的委托，以天**公司北京办事处的身份办理业务；有效期为一年。同日，天**公司向杨*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杨*在其公司业务范围之内经营。2006年4月6日，杨*向天**公司缴纳了4-6月份的管理费人民币4500元。

还查明，2006年12月28日，北**分局接受原告对杨*的报案，2010年1月5日侦查终结，移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0年6月23日，该院作出京西检不诉字（2010）0016号不起诉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决定，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2011年11月21日，该院作出京检刑申复决（2011）0003号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维持了上述不起诉决定。2012年5月，原告就涉案纠纷在天**法院起诉天**公司、恒**公司，因未预交诉讼费，2012年7月12日，本院作出裁定，按原告撤诉处理。2012年9月13日，原告再次起诉天**公司、杨*、范**、恒**公司，2012年12月10日，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发出司法建议，对杨*、范**伪造天**公司公章、虚构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建议公安局按规定处理。2012年12月14日，本院依法裁定准予原告撤回起诉的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

关于原告和四被告的法律关系。本院认为，北**公司未进行工商登记，不能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杨*、范**以北**公司的名义与原告订立货运代理合同，应视为二人本人的意思表示，合同直接约束原告与杨*、范**。本院对原告主张与杨*、范**之间具有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予以支持。关于范**主张其只是杨*的雇员，为职务行为，不应承担责任。本院认为，因付款通知中的北**公司不存在、保函中的公章系虚假，而此两份文件上均由杨*、范**的签字，应视为杨*、范**本人的意思表示，直接约束二人，因此，本院对范**的主张不予支持。虽然天**公司与杨*签订了货运代理合作协议，但就本案业务，杨*、范**既不是以天**公司的名义，也不是以自己的名义与原告订立货运代理合同，且原告亦认为合同的相对方为北**公司，因此，本院认为，原告和天**公司之间就本案业务不具有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恒**公司是杨*指定的涉案款项的接收人，与原告不具有货运代理合同的法律关系。

关于四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原告损失的义务。本院认为，杨*、范**与原告具有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杨*、范**作为受托人，收取了原告预付的关税、增值税等费用，但却没有按照约定完成报关、缴纳关税等委托事项，属于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为完成涉案货物的报关，另行支付了关税、增值税等费用，系原告的损失，杨*、范**应予以赔偿。杨*未能举证证明原告在以前的业务中欠其费用，可以与涉案应赔偿款项进行抵销，本院对此主张不予支持。天**公司与原告不具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天**公司在杨*、范**私刻公章、伪造北**公司与其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具有过错，因此，本院对原告主张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恒**公司与原告亦不具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其从原告汇入的款项中收取的费用是杨*应支付的债务，其余的款项也已被杨*提走，因此，恒**公司没有取得不当利益，不构成不当得利，本院对原告主张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

关于赔偿的金额和依据。原告和杨*、范**在协议书中确认就涉案货物原告预付关税、增值税等费用人民币1422900元，杨*、范**在保函中也承诺赔偿此金额，因此，二人应赔偿原告人民币1422900元。杨*、范**在保函中承诺于2006年12月19日退回上述款项，现二人逾期未履行，应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从2006年12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杨*、范**未向海关缴纳另一笔钻杆的关税、增值税人民币47100元，而其已经另行缴纳，造成损失，因此，本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因杨*、范**于履行报关义务，致使涉案货物产生人民币129210元的滞报金，该滞报金系二人违约所致，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涉案货物运杂费的产生与杨*、范**的违约有因果关系，本院对原告运杂费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诉讼时效为二年。杨*、范**承诺于2006年12月19日退款，本案的诉讼时效自2006年12月20日起算。依据《最**法院〈关于诉讼时效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原告作为权利人于2006年12月28日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诉讼时效从该日起中断。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11月21日作出维持不起诉的决定，本案诉讼时效从该日起重新起算。原告于2012年9月13日向本院起诉，申请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发出司法建议，本院接受原告的申请，于2012年12月10日发出司法建议，可视为原告报案、控告行为，诉讼时效从该日起再次中断。由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未予立案，亦未书面通知原告或本院，原告于2014年11月25日向本院再次提起诉讼，未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本院对杨*、范**、恒**公司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裁判结果

一、被告杨*、被告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北京中**限公司赔偿关税、增值税等费用人民币1422900元及利息（从2006年12月20日起至本判决书确定的给付期限内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利率计算）。

二、被告杨*、被告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北京中**限公司赔偿滞报金人民币129210元。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9097元，由原告承担人民币3293元，由被告杨*、范**承担人民币2580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八份，上诉于天津**民法院。并于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就不服一审判决的数额交纳上诉费（开户行：中国农**诚支行02200501040006269；户名：天津**民法院机关财务科）。逾期，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裁判日期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