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高陂31、32、33组、庙芽37、38组与永福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处理纠纷一审行政判决书

审理经过

原*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高陂31、32、33组、庙芽37、38组（以下简称原*）不服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确权一案，于2014年4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受理，同月30日向被告送达行政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向第三人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波塘15、16、23组（以下简称第三人）送达行政起诉状副本和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的诉讼代表人韦**、韦**、韦**、韦**、韦**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韦**，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周**，第三人的诉讼代表人李**、潘**、潘**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欧**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3年11月5日作出的永政处字（2013）4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在1982年，原*以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庙芽37组的名义、第三人以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家队”名义分别取得的《山林所有权证书》，且都将争执地登记在各自的该证书中，1995年，原*又以韦姓宗族的名义取得《农村土地承包证》。鉴于原*和第三人都有对争执地经营管理的事实，但是原*又以韦姓宗族的名义取得《农村土地承包证》，不符合林业“三定”工作的具体操作要求，违反法律规定，不能作为确定权属的凭据；第三人以“**家队”取得的《山林所有权证书》，经查波塘村从历史至今未有“**家队”，以该证主张权属，与法律、政策文件规定相悖，证据不充分，不予采信。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令第10号）第十一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一、双方争议的鹅塘岭林地一分为二：其四至界限为，东以讨柴小路为界，南以路标屯田边为界，西以茶山岭底为界，北以岭梁（路）为界，面积约100亩的林木林地权属为原*集体所有；四至界限为，东以螃蟹夹沟槽为界，南以岭梁（路）为界，西以东干渠为界，北以三板桥流水沟扯上到螃蟹夹沟槽为界，面积约90亩的林木林地权属为第三人集体所有。二、撤销1982年12月20日永福县人民政府颁发给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家队”的《山林所有权证书》；撤销1982年12月6日永福县人民政府颁发给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37生产队的《山林所有权证书》“鹅塘岭”项。

被告于2014年5月12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林地确权申请书，证实被告是依据第三人的申请进行确权处理；2、林木林地权属答辩书，证实被告依法通知原*进行答辩，程序合法；3、现场勘查图及笔录，证实争执土地的位置、四至范围、面积及争执地内的林木分布情况；4、调解记录，证实被告组织双方调解，并听取双方陈述的事实和事由及对证据的质证和意见，但双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5、原*的《山林所有权证书》，6、原*的《农村土地承包证》，原*主张对争执地享有权属；7、第三人持有的《山林所有权证书》，第三人主张争执林地为第三人集体所有；8、《联营造林协议书》、《世行贷款造林湿地松转让协议》及湿地松采脂验收单，原*主张其对争执林地的经营管理事实；9、《协议书》及《林地租赁协议》，第三人主张其对争执林地的经营管理事实；10、谢某某的证明及补充说明，证实在1962年大包干时，对马潮头和鹅塘岭的土地中的农田进行划分，对山地没有划分；11、刘某某证明，证实在1990年原堡里乡政府与堡里乡波塘村的某个生产队（以合同为准）签订联营造林合同，造林地点为鹅塘岭（面积和界限见合同）；12、潘**、莫某某、潘**的证明，鹅塘岭是波塘村的牧场，从解放以来，对该地没有进行划分；13、向门连生的调查笔录，证实2002年，梁*和潘*与庙芽为鹅塘岭发生争执，当时双方都拿不出《农村土地承包证》和《山林所有权证书》，同时波塘村没有“**家队”；14、向韦**的调查笔录，证实争执地鹅塘岭填在原*生产队的《山林所有权证书》中；15、向潘**的调查笔录，证实争执地鹅塘岭是潘*人祖宗山，以“**家队”名义取得《山林所有权证书》，在1995年延长土地承包时，对争执地没有填写《农村土地承包证》；16、向潘**的调查笔录，证实争执地鹅塘岭是潘*人祖宗山，但是波塘村原没有“**家队”，只是纠纷发生后才有“**家队”；被告对证据10-16，认为无法确定争议林地归属于任何一方所有。17、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令第10号）第十一条，证明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某经质证认为，证据1、2、3、4无异议，予以认可；证据5、6是政府颁发的权属证书，具有合法性，证实争执地属于原某所有，予以认可；证据7虽是政府颁发的权属证书，但是权利人为至今不存在“**家队”，其主体不合法，不予认可；证据8与当地政府部门签订的协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证据9原某不认可，因为堡里乡市场物业管理所租赁部分争执地作堆放垃圾，原某知道后予以阻止，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不能证实第三人有经营管理的事实。证据11、14无异议；证据10、12、13、15、16不能证实第三人对争执地享有权属；证据17是被告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予认认可。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经质证认为，证据1、2、3、4、7、9、10、12、15、16无异议，证实第三人持有合法的《山林所有权证书》，对争执地享有权属，且对争执地有经营管理的事实，予以认可；证据5、6、8、11、13、14不予认可，原*的《山林所有权证书》取得不合法，不能作为确定权属的凭据，出具证明的证人与原*有利害关系，不能证实原*经营管理的事实，不予认可；证据17是被告错误适用法律法规，不予认可。

原告诉称

原*诉称，一、争执地鹅塘岭在集体化时曾是原*集体的牧场，四固定时，已分配给原*，1982年林业“三定”时，原*取得该争执地《山林所有权证书》，此后到2004年，原*一直经营管理该地，没有发生纠纷。二、被告在处理决定中错误认定原*是以韦姓宗族的名义取得争执地《山林所有权证书》，并管理自己的宗族地，而当时县政府永*（1982）69号文件规定，生产方式为队有队管和队有户管两种，原*管理该争执地是合法的。三、第三人以没有存在的“**家队”名义，取得的《山林所有权证书》不具有合法性，且第三人没有经营管理的事实，因为第三人在2003年与堡里乡市场物业管理所签订的协议，刚履行就遭到原*阻拦，致使该协议没有实施，至于2004年12月，永福**世行办与杨**签订的《世行贷款造林湿地松转让协议》，该协议并不是林地权属协议，而是一种因林地纠纷保存林木价款的协议，不能作为第三人经营管理事实的依据。四、被告的处理决定程序违法，因为该案件原经过乡政府，后到县政府处理，可被告在处纠过程中，一直是由某一个办案人员负责，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起诉，要求对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11月5日作出的永政处字（2013）4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确权给第三人集体所有的东以螃蟹夹沟槽为界，南以岭梁（路）为界，西以东干渠为界，北以三板桥流水沟扯上到螃蟹夹沟槽为界，面积约90亩的林木林地权属”项予以撤销，重新确权给原*，即整个鹅塘岭为原*所有，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山林所有权证书》及《农村土地承包证》，证实争执地属于原*所有；2、中**县委文件永*（1982）69号《关于建立和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处理规定》，证实在全县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形式有两种：队有队管，队有户管，同时还规定必须坚持的原则等内容；3、《关于马潮头土地、林地纠纷的调解意见》，证实马潮头土地、林地归原*所有；4、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波塘22队与15、16、**3队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5、永福县堡里乡政府、永**材公司与波塘22队的《联办林场合同书》，6、永**材公司分别与波**1队、波塘22队的《联办林场协议》及造林附图各1份，这四份证据证实第三人对争执地不享有权属；7、永福县**民委员会证明，证实在落实生产责任制时，原*几个村民小组各自承包各自的宗族林地；8、韦**的证明，9、门某某的证明，10、夏某某的证明，11、韦**的证明，12、韦*乙、韦*丙及韦*丁的证明，这几份证明证实争执地原是原*的祖宗山，在落实生产责任制时由原*承包，此后一直由原*经营管理。

对原*提供的上列证据，被告质*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其内容不具有合法性，不予采信；证据2-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8-12中的韦**既是原*的诉讼代理人，其又以证人身份出现，其所出具证明不能采信；其他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认可；

第三人对原*提供的证据，与被告质证的意见基本一致。

被告辩称

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辩称，一、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第37村民小组持有的《山林所有权证书》和原*韦姓宗族名义所有的《农村土地承包证》，均将争执地填入证书中，以韦姓宗族名义登记的权属证书不符合林业“三定”工作的具体操作要求，违反法律规定，不予采信；以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家队”名义将争执地登记在《山林所有权证书》中，经查无“**家队”这一名称，其以“**家队”名义主张权属不符合诉讼主体，不予支持。二、原*和第三人都有对争执地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三，被告根据双方都有经营管理的事实作为确定权属依据，作出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第三人述称，一、原*对其诉讼请求所提供依据的理由不充分，其主张不应得到法院支持。其一、原*称1962年大包干四固定时已分得争执地，后在争执地上挖石灰窑烧石灰，可无任何书面材料证实；其二、原*提供的《山林所有权证书》和《农村土地承包证》，两证书的权利人是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第37村民小组，该小组与与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第31、32、33、38村民小组是不同的村民小组，因而，永福县堡里乡波塘村第31、32、33、38村民小组与争执地的所有权没有关系；其三、原*称从1982年到2004年间无争议，这不是事实，在2003年第三人向钩松脂的承包人收取租金时，发现原*也向承包人收了租金，双方发生山林权属纠纷。二、争执地的所有权属归第三人所有。其一、第三人有合法、有效的《山林所有权证书》，该证书的权利人是“**家队”，而第三人正是该证书中的“**家队”，争执地属于第三人所有；其二、第三人对争执地有经营管理的事实，如第三人在争执地上放牧、2003年与堡里乡市场物业管理所签订协议书将部分争执地作堆放垃圾、2004年与永福县林业局项目办签订合作项目，并领取转让湿地松款一万元；相反，原*在纠纷发生后，到争执地上违法抢种果树，该行为不能作为其经营管理事实的依据。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第三人为证实其主张，提供照片四张，证实原*在争执地违法抢种柑桔的事实。至于谢某某的补充说明、“**家队”的《山林所有权证书》、《世行贷款造林湿地松转让协议》、《协议书》和潘**、莫某某及潘**三人的证明书，被告已举证，第三人不再重复举证。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原*经质证认为，证明原*对争执地进行经营管理。

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对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审查，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确认如下，证据1、2分别为确权申请书和林木林地权属答辩书，证据3、4为被告在确权过程中依法制作的现场勘查图及笔录和调解会议记录，证实本案争执山场的地点、范围及被告的处理程序，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17为现行生效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法予以确认。证据5、6虽然为被告依法颁发的权属证书，但是两证书的权利人不是同一集体，且证书记载的内容相互矛盾，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依法不能作为确定本案争执地的权属凭据，理由如下，其一、证据5登记的权利人为堡里公社波塘大队37生产队，与原*在行政处理过程中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证》中的权利人为堡里乡波塘村公所妙芽高陂屯37生产队，两个权利人不是同一集体；其二、该承包证中记载本案争执地的面积和四至界限与《山林所有权证书》记载的内容相一致，但是承包证中“变动记录”一栏记载为“妙芽高陂共有”，这与《山林所有权证书》记载的权利人为堡里公社波塘大队37生产队是相互矛盾的；其三、原*在行政处理和行政诉讼过程中，分别提供的两份《农村土地承包证》，两本证书的权利人、填发时间、经办人均相同，可是两证书的证书编号不同，对争执地“鹅塘岭”项的顺序位置不一致，前者为第15项，后者为第14项，两证书中填写字迹笔画粗细不同，即同宗地有两份《农村土地承包证》正本，故该两本证书缺乏真实性；其四、原*的确权申请书已写明堡里乡波塘村高陂为31、32、33队，堡里**庙芽为37、**8队，经查原堡里乡波塘村31、32、33生产队就是现在的高陂村民小组，堡里乡波塘村37、38生产队就是现在的庙芽村民小组。证据7虽是政府颁发的权属证书，但是该证书的权利人是堡里公社波塘大队潘家生产队，经查堡里公社波塘大队自解放以来没有“**家队”，现第三人无证据证实第三人就是“**家队”，因此，该权属证书的权利人主体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确定本案权属的依据。证据8是1990年4月堡里乡人民政府与波塘村妙芽高陂屯37生产队签订的《联营造林协议书》，该协议书形式合法，内容完备，且造林范围包括本案部分争执地，具有关联性，该协议予以采信；《世行贷款造林湿地松转让协议》属于在纠纷期间，由相关部门主持下达成处理争执地上林木的协议，不能证实原*及第三人对争执地的权属及经营管理事实的依据；湿地松采脂验收单是引发原*与第三人权属纠纷起因，不能作为任何一方经营管理事实的依据。证据9中的《协议书》，因原*阻止而未得到履行；《林地租赁协议》则是在纠纷发生后，第三人与其村民签订的协议。两份证据依法不能作为第三人对争执地经营管理的合法有效依据。证据10的证人前后陈述相矛盾，不予采信。证据11证实内容与证据8基本一致，予以采信。证据12-16，其中门连生证实波塘村无“**家队”一事客观真实，予以采信；潘**既是第三人的村民小组组长，又是证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不予采信；其他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采信。

对原*提供的证据确认如下，证据1即是被告提供的证据5、6，在前述被告的证据认定中已作出认定，因两证书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不予采信；证据2-7各自所证明的内容，与案件的争执地鹅塘岭无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8-12，其中韦**是原*的诉讼代理人，其又以证人身份出现，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不予采信；其他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且未提交其身份证明证实其身份情况，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采信。

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原*的村民在纠纷发生后，在争执地上种植柑桔的事实，原*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查明

根据上述确认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经审理查明，原*与第三人争执林地名叫鹅塘岭，位于堡里乡波塘村辖区内，其四至界限为：东以讨柴小路为界，南以路标屯田边为界，西以茶山岭底为界，北以三板桥流水沟扯上到横排路为界，面积约193亩。现在争执地范围内，以岭梁为界，南面地块上有原*的村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种植的湿地松，现已成林，北面地块上有原*的村民于2013年初种植柑桔等作物。

1982年12月6日、20日，原某以堡里公社波塘大队37生产队的名义、第三人以堡里公社波塘大队潘*生产队的名义分别取得《山林所有权证书》，其证书记载林地都包括本案的争执地，1995年2月15日，原某以堡里乡波塘村公所妙芽高陂屯37生产队为权利人，取得了两份《农村土地承包证》，该证书都将争执地登记在册。

从大包干到1990年造林灭荒前，争执地属于波塘大自然屯和妙芽屯、高陂屯的公共牧场。1991年4月，堡里乡人民政府组织各单位在部分争执地上种植了湿地松，并与原*签订了《联营造林协议书》。2003年5月24日，堡里乡市场物业管理所与第三人签订垃圾堆放《协议书》，地名叫鲶鱼吐虾，位于争执地内，该协议开始履行时，因原*村民阻止倒放垃圾，此后该协议双方没有再履行，同年，第三人以退耕还林项目在争执地种植桉树约10亩。2004年12月14日，永福县林业局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与杨**签订的《世行贷款造林湿地松转让协议》，该协议称原*与第三人因争执地发生纠纷，为了该地上林木不遭受损失，约定将转让款保存在永福县林业局利用外资林业项目办公室，待纠纷处理完毕后，转让款由争执地权属方领取，该协议上有原*代表韦**等五人、第三人代表潘*、潘**二人签名认可。

2004年12月，原*与第三人因争执地发生纠纷，原*申请确权，被告经调处，双方未能达成协议，2013年11月5日，被告作出的永政处字（2013）4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不服，申请复议，2014年4月10日，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市政复决字（2014）6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的处理决定。

另查明，堡里乡波塘村高陂第31、32村民小组与堡里乡波塘村庙芽第37、38村民小组有两个韦姓家族，其中一个韦姓对争执地不主张权属，韦**等韦姓对争执地以“宗族”名义主张权属。从解放以来，堡里乡波塘村没有“**家队”。

本院认为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第一款规定，单位之间性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据此，永福县人民政府具有调处本案的法定职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原*及第三人的《山林所有权证书》是否可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二、原*和第三人对争执地是否有经营管理的事实。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提供的《山林所有权证书》、《农村土地承包证》和第三人提供的《山林所有权证书》虽然系政府颁发权属证书，但是原*提供两证的权利人不是同集体，该证书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第三人提供的以“**家队”名义将争执地登记在《山林所有权证书》中，经查波塘村从解放以来没有“**家队”，该证书在形式上不完备，不具有证据效力，依法不能作为确定本案争执地的权属凭据，其理由本院在前述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作出阐述，不再重复；原*和第三人以该证书主张权属，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某和第三人都对争执地有部分经营管理的事实，被告根据双方经营管理事实，将争执地基本按“各半原则”进行确权，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其实体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永政处字（2013）4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实体处理恰当，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裁判结果

维持被告永福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11月5日作出的永政处字（2013）4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户名：桂林**民法院，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账号：2016］，上诉于桂林**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日期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