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与北京联**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审理经过

原告孙**与被告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拓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李**、人民陪审员宋**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孙**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净，联拓公司委托代理人安**、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

原告孙**诉称：2014年1月25日，孙**到联**司购买车辆，同时携带有购车指标和原号牌。孙**共支付车款77300元，其中包括上牌费600元，期间，孙**反复强调必须使用原号牌，联**司对此作了保上原牌的承诺。后在孙**反复催促下，联**司于2014年2月13日才为孙**办理上牌事宜，但被车管所告知该号牌已经过期。因联**司的过错造成孙**原号牌过期，联**司理应赔偿孙**的实际损失。孙**原号牌京AF1345号牌现市场价格为人民币10万元。现孙**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1、联**司支付赔偿金10万元；2、诉讼费由联**司负担。

被告辩称

被告联**司辩称：孙**于2014年1月25日到联**司购车，并委托联**司代办车辆上牌事宜，期间，孙**并未告知联**司原车牌相关事宜，仅向联**司出示了购车指标，依据孙**提交的北京市个人小客车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该购车指标有效期至2014年2月19日，联**司于2014年2月13日为孙**办理上牌事宜，并无不妥。联**司已尽到注意义务，对于孙**号牌过期，并不存在过错。根据《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北**牌的取得方式仅限于摇号。故私人通过买卖方式交易车牌的行为，应属于违法行为。因此孙**提出的原号牌市场价值10万元的说法，并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因此，孙**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予以驳回。

本院查明

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25日，孙**向联**司购买捷达车辆一辆。当日，孙**向联**司支付购车款，联**司向孙**交付了车辆。2014年2月13日，孙**与联**司一起至车管所办理新车上牌事宜，孙**向车管所提出使用原号牌京AF1345的申请，该申请未获批准。

经查，京AF1345车辆于2013年8月12日办理报废手续。

孙**主张之所以无法使用原号牌系因联**司未及时为其办理上牌事宜，而其于购车时即将其使用原号牌及原号牌有效期截止日期告知了联**司，联**司亦承诺为其上原号牌。联**司对孙**该主张不予认可。孙**就其该主张提交录音为证，录音中联**司工作人员未明确表示其知晓上述事宜。

孙**主张联拓公司收取车款同时另收取600元上牌服务费，但未能按照其要求为其上原号牌，应当赔偿其损失。联拓公司主张600元系验车费及其在验车、上牌过程中提供服务的费用，无论使用新号牌、原号牌，公司收取的费用一致，并提交《整车销售业务交款明细表》为证。《整车销售业务交款明细表》显示600元为验车费。孙**认可《整车销售业务交款明细表》真实性，但表示验车费不超过200元，联拓公司多收取的400元系上牌照的费用。

经询，孙**表示其自联拓公司购买的车辆已上新号牌，与使用原号牌相比，无额外支出。

上述事实，有购车发票、新车交车确认单、北京市个人小客车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整车销售业务交款明细表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中，孙**与联**司之间就验车、上牌事宜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孙**支付的验车费中包含了向联**司支付的费用。根据法律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孙**未能使用原号牌是否系因联**司过错所致。孙**原车辆报废事宜非系由联**司办理，联**司并不当然知晓其欲使用原号牌及原号牌的有效期，孙**虽主张其购车时告知了联**司上述事宜，但就其该主张未提交证据，联**司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于孙**有关其告知过联**司其欲使用原号牌及原号牌的有效期的主张难以采信，亦难以认定联**司在处理委托事宜中存在过错。另，孙**购买的新车已在联**司提供服务下办理了新号牌，且与使用原号牌相比，并无额外支出，车辆号牌系车辆身份的证明，并非商品，不能单独买卖，因此，孙**对于其因原号牌过期导致损失的主张，亦无依据。综上，孙**要求联**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最**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裁判结果

驳回原告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二千三百元，由原告孙**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日